试论王献之“一笔书”的创变及其美学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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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生勤：国家一级美术师，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研究员，山西艺术研究创作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
　　
　　 摘要：本文运用历史辩证、考古成果、文献考察等多种分析方法，论证了“一笔书”的“今草”创变者应当是东晋的王献之，并进一步从其传承“王氏家学”、取法张芝笔势、汲取藁书营养三个方面，论证了王献之创变“一笔书”的书学基础。接着，从其潇洒风流纵逸奔放的天性、孤傲自信勇于变体的胆色、思想前卫张扬个性的审美取向三个方面，论证了王献之的内在情性滋养成就了“一笔书”的艺术风貌。最后分析了王献之“一笔书”的美学要义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一笔书” 原创之辩 情性解剖 美学要义
　　
　　 王献之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但是王献之不囿家学，在继承“大王”笔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笔势拓张、气韵连续的“一笔书”新体。米芾称其“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米芾：《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朱伯雄/曹成章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2版，第75页。］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称：“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一笔书”由此打上了深深的“王献之”烙印，表现了不囿家学，敢于创新的精神。在其书风的引领下，后世书家循道而行，在“一笔书”的艺苑中传承与流变，树立起了一座座大家丰碑。笔者试图通过本文来探索“一笔书”的成因，厘清“一笔书”的脉络，进一步明确王献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和不朽地位。
　　
　　“一笔书”的原创之辩
　　
　　 王献之创变新体的最大特点就是“一笔书”。所谓“一笔书”就是字字相连，偶有不连，气势不断，非常豪放。关于“一笔书”的原创者是一个历史疑案，有东汉张芝和东晋王献之两种说法。笔者认为，“一笔书”起自王献之应该是可信的，理由有四：
　　 一是用历史辩证的方法来分析，东汉时期确定涌现了一批草书大家，但当时的草书应当是章草书，而不是“一笔书”形式的今草。我们说“书法当随时代”，一方面是说书法艺术的存在反映着时代的审美追求，另一方面也说明艺术形式的产生也要遵循时代客观发展的规律。隶书是汉代的正书形式，章草由隶书草化而来，使之省易简便，故其用笔仍然多沿袭隶书，其特点多体现在横画之末，依然上挑，纯留隶法，其圆转如圜，索连的笔法，形成了章草独特的“笔有方圆、法兼使转、横画有波折、且简率连笔”的笔法和“字字有区别、字字不相连，字体有则、省便有源，草体而楷写”的总体特征。张怀瓘《书断》载：“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东汉章草经杜度、崔瑗的推动变革，已成为具有全新审美内容的新兴独立书体，至东汉晚期开始形成强大的草书流派，张芝便是东汉时代的草书代表人物，但他们书写的应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章草”，而不应当跨越100年时光书写出东晋后期才开始流行的“今草”来。
　　 二是用考古学的成果，反证东汉时期没有出现“一笔书”形式的今草作品。我们知道东汉确实已经出现了草书，而且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甚至引发了当时的社会热潮。受此影响，这个时期的书法艺术受到重视，草书迅速崛起、蔓延，在整个士人阶层形成狂热持久的“草书热”。如果东汉时期流行的确实是“一笔书”形式的今草的话，汉代人一定会把生前如此热爱的草书作品带入墓室殉葬，应该在其殉葬简牍、壁画或其他物件中留下大量的与“一笔书”有关的书画遗迹。
　　 近几十年，我国的考古成果非常丰硕，对汉墓的发掘也为数不少。在这些墓室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珍贵的文物，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先民们的生活和文化状况。这些出土文物中有壁画、砖瓦书，更有大量的简牍，从中我们发现了隶书、章草，甚至有近似于真书的一些作品，但并未发现有符合“一笔书”形式特征的今草书体作品。
　　 三是从书法文献考察，张芝草书应当是章草，献之草书才是今草。虞龢在《论书表》中写道：“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受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虞龢《论书表》，《法书要录》张彦远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36页。］章草古朴，今草妍纵，二人草书风格自然是代表了各自时代的特征。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也说：“汉兴而有草书……弘农张伯英……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晋卫恒：《四体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黄简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16页。］从卫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张芝的草书创作是极其理性化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张芝草书必为楷则，因而无暇作草。这也说明张芝的草书书写速度较慢，而这显然与狂草创作趋急速的非理性化趋向相去甚远，倒与章草的求工稳甚相契合。而在《晋史》中却有王献之“草变体制，别创新法”的明确记载；唐代《书议》也记录了王献之劝父亲改体，建议极草纵之势的事迹；宋代米芾称王献之“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宋代郭若虚也在《图画见闻志》称：“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而《中秋帖》则是其“一笔书”的实证材料。由此可见，“一笔书”形式的今草，为王献之所创应当更为可信。
　　
　　王献之创变“一笔书”的书学基础
　　
　　 任何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都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草书的创新也不例外。事实上，王献之“一笔书”的创新也是建立在坚实的传统基础之上，并且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经验积累才得以实现的。
　　 一、王氏书风为王献之变体打下了坚实的技法基础。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王羲之：《笔势论》，《历代书法论文选》黄简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9页。］王献之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居其他兄弟之上，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得到了其父的褒奖和鼓励。受此影响，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打下了扎实的书学基础。
　　 二、取法张芝为王献之变体提供了有力的转型支点。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这一观点对王献之的书法审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虽然突破了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却并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其书由内向而转为外拓，由敛蓄而化为奔逸，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由此可见，王献之是以张芝为“杠杆”，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三、民间蒿草书为王献之变体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佐料。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张怀瓘：《书断》，《法书要录》张彦远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36页。］据推算，王献之劝父亲改体之时不过十五六岁，但其书学见解之深远，书学思想之高超，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书家。可惜，在王献之劝父改体之后仅过了两三年，王羲之未及深入变革实践，便病逝了。在王羲之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创新变体的书学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王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于是便对流行于民间的蒿草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汲取了其中丰富的养分，有力地促进了“一笔书”变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献之学书不局限于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同时，王献之又不满足成法，因循旧制，而是力图突破往法，精研创变新体，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创造了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
　　
　　王献之情性解剖与“一笔书”艺术风貌的形成
　　
　　 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晋人艺术境界造诣高，不仅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自然、对探求哲理，还是对友谊，都有可述。诚如，王献之放纵不羁的性格正好契合了“一笔书”逸气奔放的艺术特征，为这种新书体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情性滋养。
　　 一、王献之潇洒风流，本心自在，契合了“一笔书”的草纵书风。史载大令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因此，王献之的书法发自本真内心，故“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相传有一次王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王羲之见而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张怀瓘：《书断》，《法书要录》张彦远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43页。］此外，王献之还为后人留下了在羊欣白新绢裙上写字、在好事少年精白纱衫上挥洒等“书练裙”和“裂纱械衣”的传说。这些事例一再印证了王献之发乎本性、率意而为的性格，有了这样的性格，自然就不会满足于父辈规矩安适的书风，强烈要求变体，“极草纵之致”，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王献之孤傲自信，具有突破旧体勇于变体的胆色。据虞和《论书表》载，谢安尝问王献之：“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虞龢《论书表》，《法书要录》张彦远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42页。］后人拿这段逸事来贬损王献之，认为其表现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傲，缺失了王羲之书艺那种从容自然的心态，在意境上还是略欠一筹。这种观点其实有失公允，正是因为王献之有这种高度的自信，才使其能够不囿于家学，不因循旧制，取于突破陈规，大胆创新。而正是这种傲气，使王献之对自己所创“一笔书”新书风怀着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艺术审美自信，也正是这种自信开启了其后书法史上登峰造极的狂草艺术。
　　 三、王献之思想前卫，极力反映自己所属时代的审美取向。“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41页。］王献之劝王羲之变体之时，王羲之已经50多岁，而王献之正当青春年少。这种岁月的差距形成了父子之间在审美追求上的差距，反映出父子两人关于书法艺术观的“代沟”，也反映了时代审美情趣的转换。王献之认为父亲的字写得太古板，大胆提出向民间蒿草书靠拢，取其放纵野逸。因此，“王献之在王羲之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出了更加宏逸、驰纵，更富创新性的书风，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的审美期待”。［张冰 《王献之历史影响之流变研究》，南方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26页。］所以，在南北朝之际的南朝宋、齐时代，王献之豪纵的书风大受欢迎，以至“比世皆高尚子敬（王献之），……海内非唯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王羲之）亦然”。［《陶隐居与梁武帝论书启》，《法书要录》张彦远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52页。］
　　
　　王献之“一笔书”的美学要义
　　
　　 开奇险之门：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而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而王献之突破其父书风模式，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项穆：《书法雅言》，《丛书集成新编》（52），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2页。］
　　 启流怿新风：虞龢在《论书表》中称王献之书风不同于其父之处：“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王羲之）。”［虞龢在《论书表》，《历代书法论文选》黄简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53页。］《鸭头丸帖》《中秋帖》等作品，清晰地体现出王献之的强烈个性和艺术独创性。他对草书连绵书写作出新的发展，笔画连绵流注，势若不可遏止，这种风格发展到唐代则演变为张旭、怀素的狂草，成为书法风格类型中最为自由、奔放的极致。
　　 极纵逸流美：强调纵逸流美是王献之的总体特点，唐张怀瓘《书断》认为王献之胜于其父的地方正在于“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之”。［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黄简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181页。转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2018年国内访问学者专刊。］王献之书写潇洒自在，不刻意于工，故其书作往往中锋、侧锋并用，笔势连绵，又不作一味的圆转，利用翻转的用笔动作形成方尖锐利的线质形态，从而造就了舒畅纵逸而又流美自在的书写特征。
　　 达情性释放：王献之所创的新体草书，极大地拓展了彰显性情的天地。这样的书写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张扬自我的精神意志，二是强调人身自然本原的回归。这种高扬人性与顺应自然的双重变奏构成了“一笔书”释放性情的主旋律。
　　
　　王献之“一笔书”的深远历史影响
　　
　　 从东晋后期到南朝梁初期，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王献之的新体书法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盛极一时。自唐朝以降，王献之的草书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和推崇。后世书家们通过向小王取法，并结合自身颖悟，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产生了“惊天恸鬼纵颠狂”的张旭狂草、“纯任中锋舞醉墨”的怀素狂草、“纵横恣肆写郁悒”的杨凝式草书、“沉著痛快鼓风樯”的米芾行草、“荡楫拨棹追险绝”的黄庭坚草书、“拓而大之贯纵势”的王铎行草、“倡拙贬媚尚天倪”的傅山大草，以上这些各具特色的草书经典，有如在王献之“一笔书”这棵参天大树上，支出的不同壮枝，结出的各异花果。
　　 总之，王献之开创的“一笔书”新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重大的价值。王献之本人也因其突出成就而被称为“小圣”，与其父亲王羲之以“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独绝”，被后人并称“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