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两代人的土地梦
1978年，中国的农村正在酝酿着一场改革。闻喜县南郭村23岁的生产队队长孙炳新，在安排1978年春的棉花播种时，把集体的棉田包产到户。通过签秘密协议，19户社员在“包产”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掀开了一角。
40年后的今天，乡村振兴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孙炳新的侄子孙云龙，走了一条与叔叔当年完全不同的路。他先后流转南郭村、大泽村土地1000亩，集中发展了特色有机蔬果、乡土特色餐饮、农业科技培训等十多个项目区，通过规模经营带领着当地200余户村民一起致富。
上一代要把土地分下去，这一代要把土地聚起来。两代人站在历史的节点，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却一样踏上了时代的快车。
一份契约
“喊破嗓子敲破钟，社员迟迟不上工”“集体活，慢慢磨，干的多了划不着”……这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广大农村流传的顺口溜。
谈起往事，63岁的孙炳新仍难掩激动之情，当时为了能填饱肚子，15岁起以照顾亲人名义在河南平顶山市打工，1977年底他回到村里。
社员们认为23岁的孙炳新头脑活泛、见过世面，将他选为第三生产队的队长。“当上了这个‘官’，没一点高兴劲儿，天天发愁怎么才能完成生产任务，还要让全队的人都吃饱肚子。”
穷则变，变则通。在1978年的春耕时孙炳新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包产，春耕时我把活儿分开，包到每个人，先干完就先回家，没想到每个人都很积极，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现象基本没有了。”
为了保证口粮，孙炳新决定把棉花种植面积压到103亩，多出来的田可以种粮食。“我算了算，如果都按自留地那样干，就算减少一些棉花种植面积，队里的生产任务也能完成。”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孙炳新的脑中成形：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60公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
“我把这个想法跟社员们一说，大家都说好。”有人怕孙炳新说话不算数，纷纷要求签合同：队里保证提供水、电、种子和化肥，并安排必要的帮干农户，在交够了规定的皮棉数后，就可记相应数量的工分，超产的皮棉都归农户。
每一份合同里，都有一句最关键的话：“不准泄密！”同样出于保密的考虑，这些本该人手一份的合同，起初全部交给孙炳新保管。
这份合同的落款日期是1978年3月，这比安徽小岗村那份轰动全国的“秘密契约”还早了8个多月。
到了秋天，棉花的产量让这些秘密合同的签订者们吓了一跳：当年秋天，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4000多公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在交够了规定的产量以后，地里的棉花秆仍有不少未摘干净的棉花和棉桃。但真的要把这么多超产棉拿回家，谁也没这个胆。
“我们最后商量，把棉花秆说成是秸秆，拿回家当柴烧；有几户棉田就在公路边，不敢直接拿回家，就由队里收了再折算成钱，每户发了80块，把这些人乐翻了天。”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公社反复让我写检查，我写了好几次都不过关，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让一个农户把他家的合同交了上来……我当时想，完了！”
孙炳新是幸运的，他自己也没想到，两三天之后就被放了出来。“原来就是那几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了，全国从上到下都开始学习会议精神，我搞包产到户成了先进。”等他走出禁闭室的时候，他看见他和社员开春签的承包合同，已被用大红纸裱衬着贴在墙上，人们正在观摩学习。
到1979年春天，孙炳新干脆把队里的全部土地、牲口都分给了社员。后来，孙炳新仍继续担任生产队队长，并在1982年至1984年间，担任了南郭村的村委会主任。
如今，63岁的孙炳新已经不再担任村干部，他相当满足：“当下的政策，真是不错！”如今，孙炳新还耕种着二十多亩土地，不仅种粮食，而且还发展了中药材，每年收入八九万元不成问题。谈到农村的未来，孙炳新充满期许。“改革还在农村继续，党的好政策让土地的价值越来越大，农民种地大有可为，农村会更有活力。”
一种传承
在南郭村的村头，一座农业庄园绿林蓊郁，草木茁发，几十个双层钢架大棚排列有序，游人不断。开办这家庄园的老板是孙炳新的侄子孙云龙。
“现在要致富，不是靠下苦干活，要靠技术和眼光。我们把村民的地流转过来，只有集中规划、集中管理才能发展起来。”孙云龙直言。
1999年，年仅23岁的孙云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看好了“南菜北药”农业产业结构布局，开始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摸索发展现代农业。他先后到北京、河北、天津等地考察学习，拜师学艺。在时任山西省农科院院长、知名蔬菜专家仲济学教授的指导帮助下，他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建起了全县第一座日光温室，栽植“佛手”“丰香”等草莓新品种，当年就创下了亩收入2.3万元的奇迹。
创业的日子里，孙云龙和孙炳新一样，都有敢为人先的闯劲儿，他率先在全县成立了蔬菜生产技术服务中心和蔬菜配送服务中心，建起了蔬菜保鲜库，注册了“精源”牌商标，把自己和周边菜农生产的无公害蔬菜打入了太原、西安等地的大型超市，建成了蔬菜生产、加工、储存、销售一条龙产业链，解决了菜农无技术、卖菜难、菜价低等难题。
“发展农业虽然艰苦，但我一直都充满激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觉得是我叔叔他们的改革精神和创业激情一直在激励着我。”孙云龙笑着说。
2005年，为帮助更多的群众依靠科技种植蔬菜脱贫致富，孙云龙同妻子出资200万元，联合村民600余人，成立了闻喜县精源蔬菜专业合作社，采取“集中培训、分散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回收、统一销售”的经营模式，帮助群众解决了蔬菜生产技术、储存、加工、销售等难题，使合作社社员户均增收2100余元，大大提高了菜农依靠科技种菜的积极性。
靠着这股子闯劲儿，孙云龙昂首阔步，当年的那张“白纸”，如今已是色彩缤纷。孙云龙的蔬菜专业合作社资产规模已达1800余万元，流转裴社乡南郭村、大泽村土地1000亩，园区包括特色有机蔬菜、有机水果、花卉苗木繁育、林下循环农业、QQ认领菜园、分享收获农场、乡土特色餐饮、阳台有机芽菜推广、有机养殖、农业科技培训等10多个项目区，是目前运城市唯一一家可一年四季提供新鲜、优质、有机果蔬的生产基地。其中“宰相”牌有机冬枣园被山西英瑞琪商贸有限公司确定为注册出口果园。
“自己日子好过了，还要依托农业合作社，带动村民一起增收。”孙云龙说，我们的创业和父辈们的“包产”契约一样，就是要甩开膀子奔向好日子。 据《山西日报》
40年后的今天，乡村振兴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孙炳新的侄子孙云龙，走了一条与叔叔当年完全不同的路。他先后流转南郭村、大泽村土地1000亩，集中发展了特色有机蔬果、乡土特色餐饮、农业科技培训等十多个项目区，通过规模经营带领着当地200余户村民一起致富。
上一代要把土地分下去，这一代要把土地聚起来。两代人站在历史的节点，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却一样踏上了时代的快车。
一份契约
“喊破嗓子敲破钟，社员迟迟不上工”“集体活，慢慢磨，干的多了划不着”……这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广大农村流传的顺口溜。
谈起往事，63岁的孙炳新仍难掩激动之情，当时为了能填饱肚子，15岁起以照顾亲人名义在河南平顶山市打工，1977年底他回到村里。
社员们认为23岁的孙炳新头脑活泛、见过世面，将他选为第三生产队的队长。“当上了这个‘官’，没一点高兴劲儿，天天发愁怎么才能完成生产任务，还要让全队的人都吃饱肚子。”
穷则变，变则通。在1978年的春耕时孙炳新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包产，春耕时我把活儿分开，包到每个人，先干完就先回家，没想到每个人都很积极，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现象基本没有了。”
为了保证口粮，孙炳新决定把棉花种植面积压到103亩，多出来的田可以种粮食。“我算了算，如果都按自留地那样干，就算减少一些棉花种植面积，队里的生产任务也能完成。”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孙炳新的脑中成形：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60公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
“我把这个想法跟社员们一说，大家都说好。”有人怕孙炳新说话不算数，纷纷要求签合同：队里保证提供水、电、种子和化肥，并安排必要的帮干农户，在交够了规定的皮棉数后，就可记相应数量的工分，超产的皮棉都归农户。
每一份合同里，都有一句最关键的话：“不准泄密！”同样出于保密的考虑，这些本该人手一份的合同，起初全部交给孙炳新保管。
这份合同的落款日期是1978年3月，这比安徽小岗村那份轰动全国的“秘密契约”还早了8个多月。
到了秋天，棉花的产量让这些秘密合同的签订者们吓了一跳：当年秋天，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4000多公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在交够了规定的产量以后，地里的棉花秆仍有不少未摘干净的棉花和棉桃。但真的要把这么多超产棉拿回家，谁也没这个胆。
“我们最后商量，把棉花秆说成是秸秆，拿回家当柴烧；有几户棉田就在公路边，不敢直接拿回家，就由队里收了再折算成钱，每户发了80块，把这些人乐翻了天。”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公社反复让我写检查，我写了好几次都不过关，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让一个农户把他家的合同交了上来……我当时想，完了！”
孙炳新是幸运的，他自己也没想到，两三天之后就被放了出来。“原来就是那几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了，全国从上到下都开始学习会议精神，我搞包产到户成了先进。”等他走出禁闭室的时候，他看见他和社员开春签的承包合同，已被用大红纸裱衬着贴在墙上，人们正在观摩学习。
到1979年春天，孙炳新干脆把队里的全部土地、牲口都分给了社员。后来，孙炳新仍继续担任生产队队长，并在1982年至1984年间，担任了南郭村的村委会主任。
如今，63岁的孙炳新已经不再担任村干部，他相当满足：“当下的政策，真是不错！”如今，孙炳新还耕种着二十多亩土地，不仅种粮食，而且还发展了中药材，每年收入八九万元不成问题。谈到农村的未来，孙炳新充满期许。“改革还在农村继续，党的好政策让土地的价值越来越大，农民种地大有可为，农村会更有活力。”
一种传承
在南郭村的村头，一座农业庄园绿林蓊郁，草木茁发，几十个双层钢架大棚排列有序，游人不断。开办这家庄园的老板是孙炳新的侄子孙云龙。
“现在要致富，不是靠下苦干活，要靠技术和眼光。我们把村民的地流转过来，只有集中规划、集中管理才能发展起来。”孙云龙直言。
1999年，年仅23岁的孙云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看好了“南菜北药”农业产业结构布局，开始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摸索发展现代农业。他先后到北京、河北、天津等地考察学习，拜师学艺。在时任山西省农科院院长、知名蔬菜专家仲济学教授的指导帮助下，他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建起了全县第一座日光温室，栽植“佛手”“丰香”等草莓新品种，当年就创下了亩收入2.3万元的奇迹。
创业的日子里，孙云龙和孙炳新一样，都有敢为人先的闯劲儿，他率先在全县成立了蔬菜生产技术服务中心和蔬菜配送服务中心，建起了蔬菜保鲜库，注册了“精源”牌商标，把自己和周边菜农生产的无公害蔬菜打入了太原、西安等地的大型超市，建成了蔬菜生产、加工、储存、销售一条龙产业链，解决了菜农无技术、卖菜难、菜价低等难题。
“发展农业虽然艰苦，但我一直都充满激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觉得是我叔叔他们的改革精神和创业激情一直在激励着我。”孙云龙笑着说。
2005年，为帮助更多的群众依靠科技种植蔬菜脱贫致富，孙云龙同妻子出资200万元，联合村民600余人，成立了闻喜县精源蔬菜专业合作社，采取“集中培训、分散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回收、统一销售”的经营模式，帮助群众解决了蔬菜生产技术、储存、加工、销售等难题，使合作社社员户均增收2100余元，大大提高了菜农依靠科技种菜的积极性。
靠着这股子闯劲儿，孙云龙昂首阔步，当年的那张“白纸”，如今已是色彩缤纷。孙云龙的蔬菜专业合作社资产规模已达1800余万元，流转裴社乡南郭村、大泽村土地1000亩，园区包括特色有机蔬菜、有机水果、花卉苗木繁育、林下循环农业、QQ认领菜园、分享收获农场、乡土特色餐饮、阳台有机芽菜推广、有机养殖、农业科技培训等10多个项目区，是目前运城市唯一一家可一年四季提供新鲜、优质、有机果蔬的生产基地。其中“宰相”牌有机冬枣园被山西英瑞琪商贸有限公司确定为注册出口果园。
“自己日子好过了，还要依托农业合作社，带动村民一起增收。”孙云龙说，我们的创业和父辈们的“包产”契约一样，就是要甩开膀子奔向好日子。 据《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