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可以”文化

　　　　　　　应该的东西明确得越少，越不充分，可以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可以靠发现、靠积累，更需要悟性。情商的高低有时决定了可以的空间大小。
　　　　中华文明的演化和汇集形成了反映民族特质和精神风貌的文化，是为中国传统文化。它表征着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风俗精神，由历代人民所创造，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内涵以及优良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包含道家文化、墨家文化等。
　　儒家文化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仁、义、礼、智、信”是儒家 “五常”，分别指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五常”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和伦理原则，“温、良、恭、俭、让”分别指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逊，是儒家提倡的待人接物的准则；“忠、孝、廉、耻、勇”分别指忠心、孝梯、廉洁、羞耻、勇敢，它们是儒家提倡的人应信守、践行的五种高尚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体现是中庸思想。中庸思想贯穿于儒家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并被不断地阐释。“中者，不偏不倚，不执两端”，是一种动态平衡。因为“中”，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终未敢称帝；因为“中”，范蠡助越灭吴，而功成身退；因为“中”，曾国藩剿灭太平军，却主动交出兵权；因为“两端”，项羽灭秦功高，却众叛亲离，殒命乌江；因为“两端”，商鞅变法，不徇私情，却被无情车裂；因为“两端”，白起坑杀赵军无数，威名远扬，却被秦王赐死。物极必反，两端无常。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了多少英雄，留下了多少无奈。
　　道家文化观察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提出用“道”来探究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观。道家文化大可治国平天下，小可治家安居乐业。代表人物从老子、庄子、鬼谷子，到后来的张仪、苏秦，再到后来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张良、诸葛亮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洪武之治”等，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都是以道家治国。“无为而治”思想的本意并不是不作为，而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民众自我能动性。统治者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自治而达到治的目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墨家文化以墨子为代表，其所提倡的思想主要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和节俭。兼爱指天下人皆相爱；非攻即反对攻战；尚贤指推举能人要以贤能为标准，不分门第和亲疏贵贱。
　　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等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结晶，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范畴的文化。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的影响和教育，这些都是以倡导性、号召性、推崇性为主。它尊重个体的悟性与理解，在明确原则的前提之下，不绝对、不强制，有空间和弹性，包容差异和变化，讲求圆融和通达，大多不具有法律、制度、规定的强制性，经常通过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习得，属于“可以”的文化。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可以”的特质。比如《道德经》中的开篇语就是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既然有道名存在，却又无法真道、无法真名，所谓的道要靠每个人去悟。人跟人的智商和情商不一样，有的人连道的存在都发现不了、意识不到，怎么可能悟得懂道，又如何按其道去做人做事呢？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指的就是不左不右，但到底可以左到什么程度、右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明确的程度和标志，全靠个人去感悟和把握。靠个人的造化程度去把握的东西，出现什么状况都是可能的，这就属于“可以”的内容。
　　第三，缺少相应的惩戒措施。既然是弘扬和倡导性质的，做不到位的后果也不具有惩戒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可以”文化，对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包括建筑、园林景观、诗词歌舞、戏曲舞蹈、民族服饰、餐饮、绘画等，比如，驰名中外的中国写意绘画讲究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以洗练的笔法，用简单的线条和浓淡的墨色、留白的画面与构思，勾勒和渲染出超自然的传神意境，表达作者的思想追求，为欣赏者带来无限想象的空间，见仁见智，不拘一格。同一幅作品在不同的观者面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美学和精神享受。特别是带有禅意的作品，细细品来，更觉意犹未尽，回味无穷。这正是其中不确定的各种“可以”带给作品的魅力所在。董其昌先生曾总结说：“画山水唯写意水墨最妙。何也？形质毕肖，则无气韵；彩色异具，则无笔法。”
　　事物具有两面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可以”文化也体现在一些为人处世中的消极方面。有些中国人太强调人际关系，总想方设法去构建各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明明不用靠关系就可以办成的事情非得托人找关系。到医院看病，非得给大夫塞上红包，才觉得心里踏实，给孩子的老师送礼讨好，寻求老师对孩子的特殊照顾等。明文规定可以办的事情因为没找熟人打招呼而心里总是不踏实。这助长了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和贪婪腐化。减少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可以”的不良影响，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与监督，弘扬社会正气；另一方面，还需要道德建设法制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的文化，其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种“可以”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仁义”“和合”“和平”“均等”等思想，承载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命境界，“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规范，“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心性修养。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包容之大就是“可以”的空间之广，更容易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理解接受。而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软实力，更具长久的影响力、感染力和穿透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摘自《可以与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