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煤黑子”到革命干部
宋志民（1926—2019）山西文水人。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文水县七区武委会主任、七区区长、武委会书记等职；1950年，任文水县委副书记；1965年，任平遥县县长；1967年至1969年，任晋中地区革委会主任；1970年至1975年，在沁水县下川公社插队并任沁水县革委会主任；1975年至1985年，任晋东南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1992年离休。
讲述人：王瑾 讲述时间：2022年10月2日 整理人：江雪
“煤黑子”走上革命道路
1947年1月12日，一位十五岁的小姑娘毅然决然地踏着浸染了六位烈士殷红的鲜血的道路，走向了冰冷的铡刀——这个小姑娘就是后来毛主席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烈士刘胡兰。我老伴儿宋志民与刘胡兰是同乡，都是文水县人。刘胡兰是文水县云周西村人，宋志民是文水县开栅镇北徐村人。刘胡兰壮烈牺牲时，宋志民正带着一百多人的队伍在山上打游击。他们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党支部，但刘胡兰牺牲的消息，还是大大地震撼了他。
1926年9月，宋志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们家祖孙三代务农，靠五亩薄田艰难度日。因为家境贫寒，他只上了三年私塾，七岁时便给本村一家油坊做了学徒工。
五亩薄田不能养活一家人，他祖父就在外面“跑单帮”，干了几年，千辛万苦积攒了两百块大洋，回家途中却被一伙土匪抢劫一空。他祖父又气又急，回家后一病不起，撒手而去。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祖父去世不久，他父亲、他大伯和他，都染上了伤寒。因为无钱医治，他父亲和他大伯很快便去世了。
家中只剩下他和祖母、母亲、伯母三个小脚寡妇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弟弟，家庭的重担落到了宋志民的肩上。为了活路，他与祖母、母亲商量后卖掉两亩地，又借了地主二十块大洋的高利贷，买了一头骡子，每天到二十多里外的小煤窑驮煤，再运到缺煤的村庄卖给有钱人家，挣点钱补贴家用。为了多挣点钱，每次运煤时，骡驮两只大筐，他自己再背一口袋。他每次都与煤矿老板说好话，希望多要点精煤。就这样，他起早贪黑，翻山越岭，走村串巷地卖煤，但两年过去了，二十块大洋的高利贷非但没有还清，反而越滚越多。因为风餐露宿常年驮煤卖煤，周围村庄的人都认识他了，他小名叫“黑子”，老人就叫他“小黑子”，年轻人则称他“黑子哥”。
卢沟桥事变后，文水县处于日伪军和阎锡山的双重残酷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这样评价当时的情形：“大讨债，二讨债，阎锡山，良心坏，养的军队不抗日，叫咱们活成这时代。”其实，七七事变后，文水县已有了地下党活动，还建立了秘密的地下情报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文水县属晋绥八分区。晋绥是延安的屏障，文水县是八分区的前哨。文水县是晋中平川与吕梁山脉的连接地，是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交通线和战略要地，也是八路军后方及前线粮食等物资的重要供给地。宋志民每天在村里卖煤，他憨厚朴实，思想活跃，又是穷苦出身，搞政工工作的八路军地下党组织便注意上了他。他利用卖煤身份为党收集情报，护送回延安的干部。1945年2月，在七区党支书孟书记的介绍下，宋志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水解放后，他把攒下来的津贴变换成纸币，终于还清了当年借下的二十块大洋。他后来跟我说，还清那笔钱后，感觉压在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被搬掉了，顿时觉得轻松了。从此，他坚定了跟党走、革命到底的决心。
1945年9月，宋志民秘密加入民兵大队；1946年，担任了七区民兵大队长。他带领一百多名民兵队员机智灵活地隐蔽在荒山野岭，与敌军周旋作战，打游击，袭扰敌军。他们还做锄奸反霸、减租减息的工作，给黑暗中的百姓送去光明。
听宋志民说，有一次，他带领游击队与阎锡山“勾子军”交战，因为游击队熟悉地形，“勾子军”被打跑了。当时天寒地冻，又是深夜，他们没有地方去，就把敌人的尸体摞起来，靠着那些尸体睡了一夜。我后来问他，靠着那些尸体睡觉不怕吗？他说，那会儿，死人不怕，怕的是活人。
在1947年冬季的一次遭遇战中，牺牲了一个叫小牛的民兵战士。小牛是独子，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寡母。宋志民到他家里对他母亲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儿子，我会为你养老送终。1962年，我们结婚后的第五天，宋志民就带我去这位大娘家，让老人家看“新媳妇”。虽然政府一直给老人家发烈士补助，但宋志民仍按月给老人家寄钱寄物，一直到老人家去世。
解放战争中，宋志民先后担任七区武委会主任、七区区长、武委会书记等职，他带领游击队活跃在文水的山林沟壑中，为野战部队侦察敌情、护送伤员、征缴给养，从一个“煤黑子”逐渐成长为当地赫赫有名的游击队队长。
农民干部
1948年7月13日，文水解放。从干革命到干生产，宋志民的岗位变了，工作目标也变了，但他的革命本色始终没变。他带领当地群众艰苦奋斗，抓生产、建互助组，为百废待兴的文水县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宋志民担任文水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当时的农村工作主要是建立合作社，抓农业生产。县里有一辆吉普车，他一次也没有用过。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不带随从带铺盖，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吃派饭，睡土炕，到田间地头与老乡交流，跟老乡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民情民意、大事小情。当时文水县的百姓说他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干部。他笑着说：“这样的评价最好，我本来就是农民。”因为他没有“官架子”，老百姓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
1965年，宋志民被调任平遥县县长。平遥县派来一辆大卡车为我们搬家。让司机惊讶的是，我们的全部行李只有两卷铺盖和两个装衣服的箱子！而让司机更为惊讶的是，宋志民指着车上的两筐炭说：“同志，麻烦帮我抬一下这两筐炭吧。”司机当时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到，“县太爷”竟然这么寒酸，穷得搬家时还要带走两筐炭。宋志民看司机发愣，调侃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两筐炭可是后勤保障，有了保障才能安居乐业啊！就这样，大卡车的斗子里“空空荡荡”地拉着两筐炭到了平遥。宋志民还真说对了。我们到了新居后，一开门，过道正好有一个砖砌的火炉，把两筐炭卸下车，点着火，我们就能做饭了。
宋志民只上了三年私塾，读书不多，但他工作起来很有逻辑性，很会找方法。每次开会，他都不让秘书给他起草发言稿。他说：“如果秘书起草报告，我照本宣科，那是他作报告还是我作报告？”每次开会前，他会先拉提纲，然后照着提纲一条一条讲下去。他作的报告既紧密结合国家大政方针，有政治性，又没有虚话套话，通俗易懂；既实事求是有典型事例，又言简意赅有高度；让参会者既能迅速领悟会议精神，又能找到实施办法贯彻执行。这一点，我特别佩服他。我从事播音多年，读过很多讲话稿，他的讲话稿通俗易懂又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宋志民是农家孩子，他一生都没有脱离“农民”本质，待人接物非常平和。他对生活要求很低，大大咧咧、简单粗放；但对工作却兢兢业业，非常认真。他知道自己是从农村走出的干部，对专业人才特别稀罕、爱护、尊重。他把他们视为老师，从来都是虚心请教，更不以领导自居。到平遥后，他下乡还是独来独往，很少带随行人员。每到一处，地方干部不认识他，他就自报家门，然后在当地干部惊讶的目光中挨家挨户去了解情况。这样一来，很多基层干部有问题愿意找他反映，他也常常不请自到，很快便与干部群众打成了一片。
1972年，他被下放到沁水县下川公社（下川乡）东川生产队（现东川村）劳动改造。为响应党中央扎根农村的号召，他动员当时在平遥县机关工作的我也到东川生产队扎根劳动。经向上级请示，我被批准到东川生产队劳动。
与我们一起下放到东川生产队的还有六个干部，其中就有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我们在一个农户家住下来。那时候农业学大寨，到处都在建梯田，农闲时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修梯田、垒石塄。
那时东川村没有小卖部，买食盐还得到下川公社去。但出入下川只有那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小路很窄，路边一人多高的杂草丛生，有的地方还非常陡峭，走起来得小心翼翼。外地人提心吊胆，本地人走得也很艰难。
“文革”期间，尽管身处逆境，宋志民还是那么乐观，依然是实实在在扑下身子，与东川村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为一方百姓谋福利。想到东川村村民祖祖辈辈出村难，他提议自力更生修通一条出山的路，为村里百姓做一件好事。大队支书一听很高兴，立即动员群众。宋志民亲自勘察地形、丈量路程，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挑灯夜战，硬是用锄头、铁镐，一锄一镐地凿通了一条八里长、可通平车的山路。淳朴的百姓为感谢我们，1973年5月5日，他们亲手做了一面锦旗送给我们，上面写着“手上磨老茧，山河换容颜”。这面锦旗至今我还保存着。
1973年8月，六位下放东川村的干部陆续回城。宋志民在东川村坚守三年，是最后一位离开东川的下放干部。此次恢复工作后，他被调到了沁水县担任革委会主任。离开时，东川群众手捧锦旗，敲锣打鼓，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大浪淘沙、烈火熔金，经历了运动和下放劳动的宋志民，革命信念愈发坚定。1974年，他被调到了晋东南地委担任常委委员，兼任沁河灌区指挥部总指挥。跟着他在山里生活了三年多的我，此时，内心特别希望回到城里工作——小儿子也需上幼儿园了——作为晋东南行署副专员随迁家属的我，调回城里也是正常的。但他竭力劝我到一线去，他说作为革命干部家属，更应该到一线去与大家一起同吃同劳动。“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他说我到沁河灌区指挥部工作，会起到旗帜的作用，会带动更多干部职工把家属带到工程一线，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建设水库。我只好带着两个儿子和我的妈妈再次搬迁，来到沁水县端氏沙沟村，与职工、农民工一起，投身到漫天黄沙的水库建设中。
端氏沙沟村尽管比东川条件要好些，但这里没有自来水，更别说煤气了，我们每天只能挑水烧火做饭。宋志民在行署工作，大儿子在沁水读书，小儿子还小，挑水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妈妈的头上。我妈妈到河边挑水时，一些民工看到了，便主动帮忙把水挑回家。宋志民知道后便告诫我说，既然来到工地工作，生活就应和所有家属一样，特别是在生活上，别搞特殊，也别例外，经常用民工帮忙，影响不好。
言传身教如镜子
从贫寒家庭出来，经历了革命年代的宋志民，对党怀着深深的感情。他常对孩子们说起党史、家史，说他是一个农家的孩子，能从一个“煤黑子”成长为革命干部，必须感谢党。有损党威和党的荣光的事，无论大小，都不能做。我们必须以身作则，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有理想、有信念、有道德，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要做遵纪守法的公民。2008年汶川大地震，此时宋志民已经八十五岁，他看着电视，流着眼泪，执意要我帮他捐两个月的工资给国家。他说：“我老了，去不了地震现场了，国家有难，我得出一份力啊！”
身教胜于言教，我的大儿子宋胜涛毕业后自己找了工作，当了一名工人，他如我一样，干工作从来不叫苦叫累，为人朴实而厚道。从没有上过幼儿园的小儿子宋胜澜深受父亲影响，以父亲为榜样，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多次受到公安部、省公安厅的嘉奖。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参与了社会慈善活动。得知平顺县遮峪村一个叫牛惠杰的十三岁孩子上不起学，便从2016年开始帮扶他，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中学。小儿子每年会准时给牛惠杰送去学费、生活费，并承诺将帮他读完大学。
2019年，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我的伴侣宋志民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回首岁月，我知道，他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一名优秀的革命干部！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