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有名，死有谥：
为什么说东汉光武帝的谥号不走寻常路？
纵观两汉历史，大部分皇帝的谥号为“孝”再加一字的组合，如西汉孝惠帝刘盈、孝武帝刘彻，东汉孝章帝刘炟、孝献帝刘协等。然而，汉代也有两位特殊的皇帝在谥号上并没有遵循这样的规律，分别是西汉的建立者刘邦和东汉的建立者刘秀。其中，刘邦谥号为“高”，而刘秀则谥号“光武”。问题来了，如果按照今天的观念，将东汉看作与西汉不同的政权，为什么刘秀的谥号不是刘邦那样能彰显自己开国功绩的单字？如果按照当时的观念，将东汉看作西汉政权的延续，同为西汉宗室子弟的刘秀，其谥号为何不继承西汉皇帝的传统，而取“光”和“武”结合的双字谥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还要从刘秀本人的经历及其身份认同说起。
从南阳到洛阳
刘秀出身于南阳舂陵家族，其高祖刘买受封“舂陵侯”，天祖（高祖之父）刘发是汉景帝的第六子，封“长沙定王”。因此，从血缘关系上讲，刘秀是汉景帝的六世孙、高祖刘邦的九世孙。
西汉建平元年十二月，刘秀出生于其父刘钦任职的济阳县县舍中。根据史书记载，刘秀出生时天降祥瑞，不仅当天“有赤光照室中”，当年济阳县更是长出了一茎出九穗的嘉禾。巧合的是，刘秀也表现出了好农事的秉性，善于经营田业，因此还为其兄长刘縯笑话过。
但时势注定刘秀不能一辈子埋头于田野之中。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黑暗，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初始元年，王莽篡汉称帝，并推行一系列“托古改制”措施。但改制的失败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末年，天下连年遭受蝗灾，盗贼蜂起，社会陷入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秀的征战生涯开始了。
地皇三年，南阳陷于饥荒，刘秀因躲避官吏，到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卖粮。此时南阳豪族李通等人用图谶“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刘秀最初并不想答应，但思及兄长刘縯的种种举措，以及王莽新朝显露出的衰败迹象，还是在是年十月于宛城起兵了。
是时，天下大乱，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刘秀及兄长刘縯的起兵也与各部起义军合兵而进。地皇四年二月，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联军拥戴刘氏族人刘玄为皇帝，建年号为更始，号称更始政权。刘玄任命刘縯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王莽得知汉帝已立的消息后，便将战略目标从北方赤眉军转到南方绿林起义军上来，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兵百万，集中力量讨伐汉军。五月，王寻、王邑的大军与严尤、陈茂会合后向昆阳（今河南叶县）前进，到达昆阳后便以十万大军围攻之。面对此种情况，刘秀和李轶等人在夜晚轻骑出昆阳，前往各地调集兵马增援。六月，刘秀率领召集来的队伍，列阵冲杀，连连取胜，最终以少胜多，击败了王莽的百万兵力，取得了昆阳之战的胜利。
昆阳之战不仅奠定了王莽的败局，也对起义军和刘秀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昆阳大捷后，更始帝派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值李松攻武关。面对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南方豪杰也纷纷响应，不仅诛杀郡守，还使用汉年号以示支持。是年九月，三辅豪杰更是共同诛杀了王莽，更始帝也将北上建都洛阳。至此，存在了16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然而，新朝灭亡并不意味着统一的阻碍已清扫干净，黄河以北的各州郡还在观望，起义军内部的矛盾也在暗中滋生。
当刘秀取得昆阳之战胜利后继续攻下颖阳时，其兄长刘縯为更始帝所忌惮，刘縯及其部将刘稷一并为刘玄所杀。刘秀为了不受更始帝猜忌，甚至要赶回宛城向更始帝承认错误，并且连为兄长服丧都不敢，更不要说自表昆阳之战的功绩了。刘秀的种种表现让更始帝感到惭愧，授予刘秀破虏大将军的官职，封他为武信侯，令其以破虏将军的名义代理大司马一职。
十月，更始帝委派刘秀持节北渡黄河，镇抚河北各州郡。刘秀在河北地区平反冤案，释放囚徒，废除王莽时期的种种苛政，并恢复汉朝的官名。这一时期，刘秀逐渐获得当地吏民的支持，势力不断壮大。其击杀王郎、攻破邯郸等功绩还是引起了更始帝的猜忌。更始帝遣侍御史持节立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权，前往长安。而刘秀则以河北未平为推辞，不接受更始帝的征召。之后的数次战役后，都有部下提议刘秀称帝，但刘秀以盗贼未灭为由并未听从。直到更始三年（25），刘秀行至鄗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曾经与其同在长安读书的同舍生强华进献《赤伏符》，群臣趁机进言。
这一次，刘秀答应了。
更始三年六月己未，刘秀在鄗城南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为建武，仍以“汉”为国号。十月，定都洛阳。
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据《后汉书》李贤等注，刘秀的谥号“光武”，按《谥法》解释为“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刘秀在“克定祸乱”方面的功绩很好理解。称帝前，刘秀先是起兵于宛城，后又与王莽政权交战，在取得昆阳之战的胜利后出抚并平定河北。称帝后，刘秀以河北为基础，继续向外扩展势力，相继击败了盘踞关中的赤眉军和占据关东的梁王刘永，又攻破陇西、讨伐川蜀。至建武十二年（36），刘秀基本完成统一，西汉末年以来的混乱局势终于平定下来。此后，刘秀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统治，恢复生产。最终，在其统治期间出现了被后世称为“光武中兴”的治世。
其实，“武”字已基本可以概括出刘秀一生的功绩。一般而言，“高”“武”“文”等都可以作为开国皇帝的谥号，但刘秀为什么不能只以“武”为谥号，还要在“武”之前加上“光”字呢？
上述假设的成立，建立在刘秀真的是一个独立王朝的开国之君基础上。
实际上，刘秀的身份有些复杂，通过分析刘秀即位前的谶语和即位时的祝文，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时人对刘秀称帝的看法。
如前文所述，强华曾向刘秀献《赤伏符》，有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最后一句中的“四七”即“二十八”，指的是从刘邦至刘秀起兵，共计二百二十八年。“火为主”，即刘氏汉朝崇尚火德。可见，时人认可并强调刘秀与刘邦及其开创的西汉王朝之间的继承关系。
另外，刘秀即位时，有祝文给王莽新朝定性为 “篡位”，这篡的自然是刘氏西汉王朝的位。而刘秀起兵抗击王莽，正是“匡扶汉室”。由此，在刘秀发展壮大自身势力的过程中，高祖刘邦第九世孙、西汉王室宗族子弟这一身份，为刘秀带来了极大便利，使其获得了一众豪杰的支持。
另外，刘秀建立东汉后，也并不承认东汉是新政权，而是将其建立的“汉”看作西汉政权的延续。事实上，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西汉”“东汉”的说法，是后人为区别于由新莽分割开的两个汉王朝，根据首都的位置而作的修饰。东汉末年以来，时人更习惯称呼东汉为“后汉”，南朝宋范晔所撰《后汉书》即为典型。所以从这一层面看，刘秀或许并不能算开国之君。建武十九年，刘秀定宗庙并承祭祀，将宣帝和元帝尊为祖、父并祭祀于洛阳高庙，成帝以下祠于长安高庙，并将其亲生父亲刘钦追为南顿君。也就是说，刘秀的身份更类似“嗣君”，被迫抛弃了与父亲刘钦的父子关系，将自己过继给已故汉元帝为子。
因此，若刘秀与西汉政权无关，那他大可使用“武”作为自己的谥号。但他在起兵过程中不断利用西汉宗室子弟的身份，使他必须继承西汉王朝的传统，不能在谥号上与西汉历代皇帝有所冲突——“武”已被刘彻使用过，刘秀自然不能重复。
最终，刘秀的谥号选择将“光”与“武”合用，既不与西汉历代皇帝的谥号重复，也可以更好地彰显刘秀讨伐反贼、兴复汉室、平定天下的历史功绩。
越来越长的帝王谥号
据《通志·谥略》，谥法制度起源于周人。周代之前的帝王，在称呼方面经历了名、氏、号一体，名、氏一体但号不同，名、氏、号均异的发展过程。夏商两代多以一名生死通称。至西周时期，开始使用谥号称呼已经去世的人物。周代定谥法，与周人的礼制思想和宗法伦理观念密切相关——“有讳则有谥，无讳则谥不立”。后人称前人，后王称前王，均忌讳直呼其名，而宗法制度下又涉及对宗庙或宗庙中神主的辈次排序，所以为先人定谥号以别昭穆。
所谓“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初不为善恶也”。谥号最初只是追忆先人、寄托哀情，所以早期只有美谥、平谥。西周共和以后，谥号开始出现褒贬善恶之意，当时的恶谥主要有幽、厉、灵等字。春秋时代，谥法制度化，各国广泛实行谥法制度。这一时期大部分君主的谥号还是单字谥。战国时期，多位诸侯国国君的谥号选择双字，或许是受到春秋战国之交、以双字为谥号的周威烈王的影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彰显自己“功过三皇，德高五帝”，议定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认为谥法制致使“子议父、臣议君”，将其废除，并称自己为“始皇帝”，令后世子孙以“世”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因此，秦朝皇帝并无谥号。
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受儒生影响，认识到礼仪制度的重要性，重新恢复了谥法制度。从第二位皇帝刘盈开始，西汉皇帝谥号的第一个字均用“孝”字。可以说，汉代除高帝刘邦外，其他皇帝的谥号均为双字。但我们今天称呼汉代帝王，常常省略第一个“孝”字，这也带来了汉代皇帝均为单字谥的错觉。如前文所述，在这种情境下，光武帝刘秀谥号的特殊点，或许并不在其谥号为双字，而是在其谥号的第一个字并未用 “孝”，而是用“光”来突出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继承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均向南迁徙，带来了民族融合的趋势。此时帝王谥号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各朝开国皇帝多用文、武。而从字数来看，一字或二字的谥号仍为主流。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帝王的谥号，在唐朝以前还是以单字为主，双字为辅。但进入唐朝之后，帝谥的字数开始不断加多。唐朝历代帝王中，除殇皇帝李重茂外，谥号没有再出现单字，多是五字、七字甚至九字，字数最多者，竟能达到十八个字！
唐朝之后，宋朝帝谥多为六字或十六字，辽国帝谥在四到七字不等，金国帝谥在八到十六字不等。元朝帝谥字数有所降低，多为四字或六字。明清时期帝王谥号逐渐“膨胀”，明朝帝谥以十七字为主，清朝帝谥则均在二十字以上（上述历代帝谥的统计只涉及实任皇帝，追尊不算在内）。
可以看出，自唐代始，帝王谥号的用意已经由客观评判、褒贬善恶，转变为溢美之词的堆砌，明清时期更是赋予其更深刻的政治深意。也正因如此，今人在称呼中国古代历代帝王时，经历了由早期多称谥号，隋代之后多称庙号，至明清时期又多称年号的变化。 本报综合
要回答这一问题，还要从刘秀本人的经历及其身份认同说起。
从南阳到洛阳
刘秀出身于南阳舂陵家族，其高祖刘买受封“舂陵侯”，天祖（高祖之父）刘发是汉景帝的第六子，封“长沙定王”。因此，从血缘关系上讲，刘秀是汉景帝的六世孙、高祖刘邦的九世孙。
西汉建平元年十二月，刘秀出生于其父刘钦任职的济阳县县舍中。根据史书记载，刘秀出生时天降祥瑞，不仅当天“有赤光照室中”，当年济阳县更是长出了一茎出九穗的嘉禾。巧合的是，刘秀也表现出了好农事的秉性，善于经营田业，因此还为其兄长刘縯笑话过。
但时势注定刘秀不能一辈子埋头于田野之中。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黑暗，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初始元年，王莽篡汉称帝，并推行一系列“托古改制”措施。但改制的失败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末年，天下连年遭受蝗灾，盗贼蜂起，社会陷入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秀的征战生涯开始了。
地皇三年，南阳陷于饥荒，刘秀因躲避官吏，到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卖粮。此时南阳豪族李通等人用图谶“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刘秀最初并不想答应，但思及兄长刘縯的种种举措，以及王莽新朝显露出的衰败迹象，还是在是年十月于宛城起兵了。
是时，天下大乱，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刘秀及兄长刘縯的起兵也与各部起义军合兵而进。地皇四年二月，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联军拥戴刘氏族人刘玄为皇帝，建年号为更始，号称更始政权。刘玄任命刘縯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王莽得知汉帝已立的消息后，便将战略目标从北方赤眉军转到南方绿林起义军上来，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兵百万，集中力量讨伐汉军。五月，王寻、王邑的大军与严尤、陈茂会合后向昆阳（今河南叶县）前进，到达昆阳后便以十万大军围攻之。面对此种情况，刘秀和李轶等人在夜晚轻骑出昆阳，前往各地调集兵马增援。六月，刘秀率领召集来的队伍，列阵冲杀，连连取胜，最终以少胜多，击败了王莽的百万兵力，取得了昆阳之战的胜利。
昆阳之战不仅奠定了王莽的败局，也对起义军和刘秀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昆阳大捷后，更始帝派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值李松攻武关。面对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南方豪杰也纷纷响应，不仅诛杀郡守，还使用汉年号以示支持。是年九月，三辅豪杰更是共同诛杀了王莽，更始帝也将北上建都洛阳。至此，存在了16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然而，新朝灭亡并不意味着统一的阻碍已清扫干净，黄河以北的各州郡还在观望，起义军内部的矛盾也在暗中滋生。
当刘秀取得昆阳之战胜利后继续攻下颖阳时，其兄长刘縯为更始帝所忌惮，刘縯及其部将刘稷一并为刘玄所杀。刘秀为了不受更始帝猜忌，甚至要赶回宛城向更始帝承认错误，并且连为兄长服丧都不敢，更不要说自表昆阳之战的功绩了。刘秀的种种表现让更始帝感到惭愧，授予刘秀破虏大将军的官职，封他为武信侯，令其以破虏将军的名义代理大司马一职。
十月，更始帝委派刘秀持节北渡黄河，镇抚河北各州郡。刘秀在河北地区平反冤案，释放囚徒，废除王莽时期的种种苛政，并恢复汉朝的官名。这一时期，刘秀逐渐获得当地吏民的支持，势力不断壮大。其击杀王郎、攻破邯郸等功绩还是引起了更始帝的猜忌。更始帝遣侍御史持节立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权，前往长安。而刘秀则以河北未平为推辞，不接受更始帝的征召。之后的数次战役后，都有部下提议刘秀称帝，但刘秀以盗贼未灭为由并未听从。直到更始三年（25），刘秀行至鄗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曾经与其同在长安读书的同舍生强华进献《赤伏符》，群臣趁机进言。
这一次，刘秀答应了。
更始三年六月己未，刘秀在鄗城南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为建武，仍以“汉”为国号。十月，定都洛阳。
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据《后汉书》李贤等注，刘秀的谥号“光武”，按《谥法》解释为“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刘秀在“克定祸乱”方面的功绩很好理解。称帝前，刘秀先是起兵于宛城，后又与王莽政权交战，在取得昆阳之战的胜利后出抚并平定河北。称帝后，刘秀以河北为基础，继续向外扩展势力，相继击败了盘踞关中的赤眉军和占据关东的梁王刘永，又攻破陇西、讨伐川蜀。至建武十二年（36），刘秀基本完成统一，西汉末年以来的混乱局势终于平定下来。此后，刘秀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统治，恢复生产。最终，在其统治期间出现了被后世称为“光武中兴”的治世。
其实，“武”字已基本可以概括出刘秀一生的功绩。一般而言，“高”“武”“文”等都可以作为开国皇帝的谥号，但刘秀为什么不能只以“武”为谥号，还要在“武”之前加上“光”字呢？
上述假设的成立，建立在刘秀真的是一个独立王朝的开国之君基础上。
实际上，刘秀的身份有些复杂，通过分析刘秀即位前的谶语和即位时的祝文，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时人对刘秀称帝的看法。
如前文所述，强华曾向刘秀献《赤伏符》，有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最后一句中的“四七”即“二十八”，指的是从刘邦至刘秀起兵，共计二百二十八年。“火为主”，即刘氏汉朝崇尚火德。可见，时人认可并强调刘秀与刘邦及其开创的西汉王朝之间的继承关系。
另外，刘秀即位时，有祝文给王莽新朝定性为 “篡位”，这篡的自然是刘氏西汉王朝的位。而刘秀起兵抗击王莽，正是“匡扶汉室”。由此，在刘秀发展壮大自身势力的过程中，高祖刘邦第九世孙、西汉王室宗族子弟这一身份，为刘秀带来了极大便利，使其获得了一众豪杰的支持。
另外，刘秀建立东汉后，也并不承认东汉是新政权，而是将其建立的“汉”看作西汉政权的延续。事实上，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西汉”“东汉”的说法，是后人为区别于由新莽分割开的两个汉王朝，根据首都的位置而作的修饰。东汉末年以来，时人更习惯称呼东汉为“后汉”，南朝宋范晔所撰《后汉书》即为典型。所以从这一层面看，刘秀或许并不能算开国之君。建武十九年，刘秀定宗庙并承祭祀，将宣帝和元帝尊为祖、父并祭祀于洛阳高庙，成帝以下祠于长安高庙，并将其亲生父亲刘钦追为南顿君。也就是说，刘秀的身份更类似“嗣君”，被迫抛弃了与父亲刘钦的父子关系，将自己过继给已故汉元帝为子。
因此，若刘秀与西汉政权无关，那他大可使用“武”作为自己的谥号。但他在起兵过程中不断利用西汉宗室子弟的身份，使他必须继承西汉王朝的传统，不能在谥号上与西汉历代皇帝有所冲突——“武”已被刘彻使用过，刘秀自然不能重复。
最终，刘秀的谥号选择将“光”与“武”合用，既不与西汉历代皇帝的谥号重复，也可以更好地彰显刘秀讨伐反贼、兴复汉室、平定天下的历史功绩。
越来越长的帝王谥号
据《通志·谥略》，谥法制度起源于周人。周代之前的帝王，在称呼方面经历了名、氏、号一体，名、氏一体但号不同，名、氏、号均异的发展过程。夏商两代多以一名生死通称。至西周时期，开始使用谥号称呼已经去世的人物。周代定谥法，与周人的礼制思想和宗法伦理观念密切相关——“有讳则有谥，无讳则谥不立”。后人称前人，后王称前王，均忌讳直呼其名，而宗法制度下又涉及对宗庙或宗庙中神主的辈次排序，所以为先人定谥号以别昭穆。
所谓“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初不为善恶也”。谥号最初只是追忆先人、寄托哀情，所以早期只有美谥、平谥。西周共和以后，谥号开始出现褒贬善恶之意，当时的恶谥主要有幽、厉、灵等字。春秋时代，谥法制度化，各国广泛实行谥法制度。这一时期大部分君主的谥号还是单字谥。战国时期，多位诸侯国国君的谥号选择双字，或许是受到春秋战国之交、以双字为谥号的周威烈王的影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彰显自己“功过三皇，德高五帝”，议定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认为谥法制致使“子议父、臣议君”，将其废除，并称自己为“始皇帝”，令后世子孙以“世”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因此，秦朝皇帝并无谥号。
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受儒生影响，认识到礼仪制度的重要性，重新恢复了谥法制度。从第二位皇帝刘盈开始，西汉皇帝谥号的第一个字均用“孝”字。可以说，汉代除高帝刘邦外，其他皇帝的谥号均为双字。但我们今天称呼汉代帝王，常常省略第一个“孝”字，这也带来了汉代皇帝均为单字谥的错觉。如前文所述，在这种情境下，光武帝刘秀谥号的特殊点，或许并不在其谥号为双字，而是在其谥号的第一个字并未用 “孝”，而是用“光”来突出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继承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均向南迁徙，带来了民族融合的趋势。此时帝王谥号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各朝开国皇帝多用文、武。而从字数来看，一字或二字的谥号仍为主流。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帝王的谥号，在唐朝以前还是以单字为主，双字为辅。但进入唐朝之后，帝谥的字数开始不断加多。唐朝历代帝王中，除殇皇帝李重茂外，谥号没有再出现单字，多是五字、七字甚至九字，字数最多者，竟能达到十八个字！
唐朝之后，宋朝帝谥多为六字或十六字，辽国帝谥在四到七字不等，金国帝谥在八到十六字不等。元朝帝谥字数有所降低，多为四字或六字。明清时期帝王谥号逐渐“膨胀”，明朝帝谥以十七字为主，清朝帝谥则均在二十字以上（上述历代帝谥的统计只涉及实任皇帝，追尊不算在内）。
可以看出，自唐代始，帝王谥号的用意已经由客观评判、褒贬善恶，转变为溢美之词的堆砌，明清时期更是赋予其更深刻的政治深意。也正因如此，今人在称呼中国古代历代帝王时，经历了由早期多称谥号，隋代之后多称庙号，至明清时期又多称年号的变化。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