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红色印记·当年青春
周玉麟 矢志不渝的山西青运先锋
周玉麟，字麒书，化名张仁，1906年出生于晋城县巴公镇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周玉麟聪明好学，1914年，考入晋城高级小学，1922年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不久加入了进步组织“青年学会”，从中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进而走上革命的道路。1925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太原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共青团太原地委组织部部长、书记，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等职，参与和领导了山西早期许多重大的革命活动，是山西青年运动的先驱之一。1928年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壮烈牺牲。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共产党
1922年9月，周玉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此时，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刚刚成立，随后即领导省立一中学生掀起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由于省立一中是山西创办最早的一所官办中学，在五四运动前，它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被当局称为模范中学。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太原的传播、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以这个学校为中心，团组织的领导人和团员大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对此，阎锡山多次训示校长魏日靖对学生要严加管束。
魏日靖一方面对学生加强“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另一方面采取每星期考试制，不及格者留级，违犯校规者开除，以此来捆绑进步学生的手脚。1922年暑假前考试时，校方故意出难题，致使200多名该升级的学生未升级，十几名应届毕业生未毕业，而这些多数属于政治上进步的学生。为保卫这块红色革命阵地，太原团地委发动一中学生掀起驱赶反动校长的斗争。这场斗争历时半年之久，终于迫使阎锡山撤换了魏日靖。此后，省立一中就成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开展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周玉麟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加入了进步组织“青年学会”。该会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编辑出版《青年报》，设置图书室，订购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当时的进步刊物，周玉麟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从中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1924年春夏之交，中共太原支部建立，此时，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周玉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投身到山西国民革命运动中。
1925年初，阎锡山制定了征收房税的政策。在此情况下，中共太原支部和共青团太原地委决定发起反对政府强征房税的群众革命运动。在此次反房税斗争中，周玉麟冲在前列，亲手将山西督军府大门上颂扬阎锡山的“同武上将军”牌匾捣毁，并率群众包围了阎锡山政府要员贾景德、徐一清、杨兆泰等人的公馆，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在这场斗争中，周玉麟身负重伤。回校后，同学们去慰问他，询问他的伤情，他却微笑着说：“革命不能怕流血。”
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周玉麟对帝国主义的反动行径极为愤慨，积极加入到山西支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中，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线，依靠一张嘴、一支笔、两条腿做了大量的宣传、募捐和抑制英、日货等工作，唤醒了广大民众。经过这场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周玉麟很快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即加入了共产党。
“五卅”运动后，山西党组织选送周玉麟等人赴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开办的党校训练班参加学习。在这里，周玉麟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3个月后，学习结束，周玉麟随崔锄人一起回到山西。同年12月，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周玉麟任宣传部部长。中共太原地委的成立，健全和加强了山西地区党的领导。
参与领导山西的工农革命运动
1926年4月，周玉麟调到共青团太原地委工作，先后担任团地委组织部部长、书记。这一时期，团的主要工作是着重在青年中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同年10月，周玉麟接受党组织的指示来到汾阳，协助汾阳城关十几个织布厂成立了工会小组，协助昆仑火柴公司成立了工会，并帮助制鞋、成衣和理发工人分别筹建了工会组织，还在河汾中学成立了学生会。
周玉麟作为晋城最早的共产党员，十分重视在家乡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因而成为晋城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多次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到农民中进行革命活动，介绍家乡进步学生加入党组织。据曾担任中共晋城特委委员的张茂甫回忆：“晋城最早的共产党员是周玉麟和陈立志，1925年11月，陈立志从太原回来，介绍孔祥祯入党。接着孔祥祯和陈立志又介绍时逸之入党。而后，周玉麟又在巴公镇发展孙思孝、成逎身入党。从此，晋东南地区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创立了党的组织。”“我和周玉麟、陈立志是晋城第一高级小学的同学，1927年‘五四’前，周玉麟偕同国民党党员刘冠儒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各骑一辆自行车来长治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长治四师召开‘五四’青年节报告会，周玉麟登台作报告时，我才和他见了面，我问他现在干什么工作，他说搞国民革命。”在周玉麟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晋城党组织发展很快，到1927年1月即建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
周玉麟在担任团地委负责人期间，不仅积极开展青年运动，大力发展党团员，而且还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工农民众中开展革命宣传，发动组织工人起来同工头和资本家斗争。他经常身着工人服装，奔波于太原、榆次、新绛之间，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开展斗争。
1925年底至1926年初，阎锡山开始卷入军阀大战，山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一切苛捐杂税连带增加。在这一时期中，周玉麟根据中共太原地委的指示，积极发动广大党团员利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通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反对军阀战争，以罢工、抗捐等群众运动的形式扰乱阎锡山的后方，支持国民军的行动。在中共太原地委的领导下，各地各行业纷纷组织了工会。到1926年7月以前，全省组织起来的工人已达5万余人。在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中，尤以榆次晋华纱厂工人罢工影响最大，在山西工人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1926年7月，周玉麟从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山西大学继续学习。此时，山西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周玉麟离开学校，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周玉麟还积极开展了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开始后，山西的农民运动掀起了高潮，周玉麟受中共太原地委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派遣，随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刘冠儒一起，到晋东南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县党部。在每一次的群众集会上，周玉麟都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和慷慨激昂的演讲，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大家支援北伐战争，组织起来，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展开斗争。
身陷囹圄 宁死不屈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为了加强党对山西地区工作的领导，以应付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和开展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委，下辖中共太原地委、榆次地委、汾阳地委、临汾地委、晋城地委，此时，山西全省党员已达1000余人。
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后不久，即遭到阎锡山反动政府和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双重镇压。1927年7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清党”工作，经过全省自上而下的“清党”活动，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约50余人，被捕者500余人，逃亡者100余人。周玉麟在太原无法存身，不得不随中共山西省委机关转移到祁县乔家堡。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周玉麟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奔波于晋东南和晋南一带，开展革命工作，恢复重建党团组织。经过重建和整顿，全省党组织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周玉麟和中共山西党组织负责人还发动农民开展了反对坏村长和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8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在霍县城外北顶庙里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周玉麟被选举为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会后，根据省委指示，周玉麟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晋南传达霍州会议精神。为了及时将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地方党组织，周玉麟骑着自行车先是来到临汾刘村，找到原榆次晋华纺织厂青年团负责人秦金翰了解情况，从他口中得知原晋华纺织厂共产党员、罢工积极分子马希援在新绛大益成纱厂当工人，便前去找马接头。但此时，马已叛变，改名马立功，并当上了工头。他见到周玉麟后，先是虚情假意、殷勤招待，随后借口到厨房准备饭菜之机，悄悄派工贼李秉仁向国民党新绛县党部委员郑文甫告密。按照国民党新绛县党部的授意，马希援诱骗周玉麟晚间到城内火神庙去看戏，乘机将周玉麟逮捕。敌人从周玉麟身上的纸烟盒内搜出我省同蒲铁路沿线各县地下党员名单和通讯地址。随后，敌人按此名单，先后抓捕了许多共产党员，致使我党地下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对此，周玉麟十分难过，在狱中，他曾对党内被捕的同志沉痛地说：“我是被一个工人叛徒出卖的，给党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失，这是我一生的憾事。”
周玉麟被捕后，敌人期望从他身上获取更多山西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情报。敌人先是将他押解到新绛县国民党县党部进行严刑拷问，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秘密。随后，敌人又将他押送到太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清党委员会继续审讯，清党委员韩甲山企图利用他同周玉麟的哥哥周化南是换帖兄弟的关系，假意表示关切，一面送钱，一面诱劝。但敌人的花招遭到了周玉麟的严词痛击。敌人看软的不行，就施以酷刑，用打手戒、火香烤、压杠子、怀中包月（即把盆子直接放到肚子上用开水烫）等各种酷刑多次将周玉麟折磨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然而，敌人的残酷不但丝毫没有动摇周玉麟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敌人的极端仇恨。在狱中，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斗争，并利用一切机会，刻苦地学习。他说：革命就不能怕坐牢，坐牢正可以学习与休息。并要家人给他送些英文读本、几何、三角等书阅读，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28年9月，敌人把周玉麟转移到太原绥靖公署特种刑事法庭加紧进行迫害。周玉麟受酷刑后，身体十分虚弱，他忍着疼痛，向难友宣讲革命道理，鼓励难友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25日，周玉麟终因受敌人摧残折磨而吐血不止，在狱中壮烈牺牲。
周玉麟作为山西青年运动的先驱、山西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和晋东南党组织的创始人，为革命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他的英名却长留人间。本报综合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共产党
1922年9月，周玉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此时，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刚刚成立，随后即领导省立一中学生掀起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由于省立一中是山西创办最早的一所官办中学，在五四运动前，它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被当局称为模范中学。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太原的传播、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以这个学校为中心，团组织的领导人和团员大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对此，阎锡山多次训示校长魏日靖对学生要严加管束。
魏日靖一方面对学生加强“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另一方面采取每星期考试制，不及格者留级，违犯校规者开除，以此来捆绑进步学生的手脚。1922年暑假前考试时，校方故意出难题，致使200多名该升级的学生未升级，十几名应届毕业生未毕业，而这些多数属于政治上进步的学生。为保卫这块红色革命阵地，太原团地委发动一中学生掀起驱赶反动校长的斗争。这场斗争历时半年之久，终于迫使阎锡山撤换了魏日靖。此后，省立一中就成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开展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周玉麟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加入了进步组织“青年学会”。该会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编辑出版《青年报》，设置图书室，订购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当时的进步刊物，周玉麟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从中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1924年春夏之交，中共太原支部建立，此时，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周玉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投身到山西国民革命运动中。
1925年初，阎锡山制定了征收房税的政策。在此情况下，中共太原支部和共青团太原地委决定发起反对政府强征房税的群众革命运动。在此次反房税斗争中，周玉麟冲在前列，亲手将山西督军府大门上颂扬阎锡山的“同武上将军”牌匾捣毁，并率群众包围了阎锡山政府要员贾景德、徐一清、杨兆泰等人的公馆，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在这场斗争中，周玉麟身负重伤。回校后，同学们去慰问他，询问他的伤情，他却微笑着说：“革命不能怕流血。”
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周玉麟对帝国主义的反动行径极为愤慨，积极加入到山西支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中，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线，依靠一张嘴、一支笔、两条腿做了大量的宣传、募捐和抑制英、日货等工作，唤醒了广大民众。经过这场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周玉麟很快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即加入了共产党。
“五卅”运动后，山西党组织选送周玉麟等人赴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开办的党校训练班参加学习。在这里，周玉麟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3个月后，学习结束，周玉麟随崔锄人一起回到山西。同年12月，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周玉麟任宣传部部长。中共太原地委的成立，健全和加强了山西地区党的领导。
参与领导山西的工农革命运动
1926年4月，周玉麟调到共青团太原地委工作，先后担任团地委组织部部长、书记。这一时期，团的主要工作是着重在青年中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同年10月，周玉麟接受党组织的指示来到汾阳，协助汾阳城关十几个织布厂成立了工会小组，协助昆仑火柴公司成立了工会，并帮助制鞋、成衣和理发工人分别筹建了工会组织，还在河汾中学成立了学生会。
周玉麟作为晋城最早的共产党员，十分重视在家乡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因而成为晋城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多次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到农民中进行革命活动，介绍家乡进步学生加入党组织。据曾担任中共晋城特委委员的张茂甫回忆：“晋城最早的共产党员是周玉麟和陈立志，1925年11月，陈立志从太原回来，介绍孔祥祯入党。接着孔祥祯和陈立志又介绍时逸之入党。而后，周玉麟又在巴公镇发展孙思孝、成逎身入党。从此，晋东南地区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创立了党的组织。”“我和周玉麟、陈立志是晋城第一高级小学的同学，1927年‘五四’前，周玉麟偕同国民党党员刘冠儒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各骑一辆自行车来长治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长治四师召开‘五四’青年节报告会，周玉麟登台作报告时，我才和他见了面，我问他现在干什么工作，他说搞国民革命。”在周玉麟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晋城党组织发展很快，到1927年1月即建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
周玉麟在担任团地委负责人期间，不仅积极开展青年运动，大力发展党团员，而且还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工农民众中开展革命宣传，发动组织工人起来同工头和资本家斗争。他经常身着工人服装，奔波于太原、榆次、新绛之间，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开展斗争。
1925年底至1926年初，阎锡山开始卷入军阀大战，山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一切苛捐杂税连带增加。在这一时期中，周玉麟根据中共太原地委的指示，积极发动广大党团员利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通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反对军阀战争，以罢工、抗捐等群众运动的形式扰乱阎锡山的后方，支持国民军的行动。在中共太原地委的领导下，各地各行业纷纷组织了工会。到1926年7月以前，全省组织起来的工人已达5万余人。在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中，尤以榆次晋华纱厂工人罢工影响最大，在山西工人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1926年7月，周玉麟从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山西大学继续学习。此时，山西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周玉麟离开学校，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周玉麟还积极开展了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开始后，山西的农民运动掀起了高潮，周玉麟受中共太原地委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派遣，随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刘冠儒一起，到晋东南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县党部。在每一次的群众集会上，周玉麟都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和慷慨激昂的演讲，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大家支援北伐战争，组织起来，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展开斗争。
身陷囹圄 宁死不屈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为了加强党对山西地区工作的领导，以应付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和开展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委，下辖中共太原地委、榆次地委、汾阳地委、临汾地委、晋城地委，此时，山西全省党员已达1000余人。
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后不久，即遭到阎锡山反动政府和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双重镇压。1927年7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清党”工作，经过全省自上而下的“清党”活动，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约50余人，被捕者500余人，逃亡者100余人。周玉麟在太原无法存身，不得不随中共山西省委机关转移到祁县乔家堡。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周玉麟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奔波于晋东南和晋南一带，开展革命工作，恢复重建党团组织。经过重建和整顿，全省党组织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周玉麟和中共山西党组织负责人还发动农民开展了反对坏村长和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8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在霍县城外北顶庙里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周玉麟被选举为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会后，根据省委指示，周玉麟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晋南传达霍州会议精神。为了及时将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地方党组织，周玉麟骑着自行车先是来到临汾刘村，找到原榆次晋华纺织厂青年团负责人秦金翰了解情况，从他口中得知原晋华纺织厂共产党员、罢工积极分子马希援在新绛大益成纱厂当工人，便前去找马接头。但此时，马已叛变，改名马立功，并当上了工头。他见到周玉麟后，先是虚情假意、殷勤招待，随后借口到厨房准备饭菜之机，悄悄派工贼李秉仁向国民党新绛县党部委员郑文甫告密。按照国民党新绛县党部的授意，马希援诱骗周玉麟晚间到城内火神庙去看戏，乘机将周玉麟逮捕。敌人从周玉麟身上的纸烟盒内搜出我省同蒲铁路沿线各县地下党员名单和通讯地址。随后，敌人按此名单，先后抓捕了许多共产党员，致使我党地下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对此，周玉麟十分难过，在狱中，他曾对党内被捕的同志沉痛地说：“我是被一个工人叛徒出卖的，给党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失，这是我一生的憾事。”
周玉麟被捕后，敌人期望从他身上获取更多山西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情报。敌人先是将他押解到新绛县国民党县党部进行严刑拷问，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秘密。随后，敌人又将他押送到太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清党委员会继续审讯，清党委员韩甲山企图利用他同周玉麟的哥哥周化南是换帖兄弟的关系，假意表示关切，一面送钱，一面诱劝。但敌人的花招遭到了周玉麟的严词痛击。敌人看软的不行，就施以酷刑，用打手戒、火香烤、压杠子、怀中包月（即把盆子直接放到肚子上用开水烫）等各种酷刑多次将周玉麟折磨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然而，敌人的残酷不但丝毫没有动摇周玉麟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敌人的极端仇恨。在狱中，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斗争，并利用一切机会，刻苦地学习。他说：革命就不能怕坐牢，坐牢正可以学习与休息。并要家人给他送些英文读本、几何、三角等书阅读，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28年9月，敌人把周玉麟转移到太原绥靖公署特种刑事法庭加紧进行迫害。周玉麟受酷刑后，身体十分虚弱，他忍着疼痛，向难友宣讲革命道理，鼓励难友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25日，周玉麟终因受敌人摧残折磨而吐血不止，在狱中壮烈牺牲。
周玉麟作为山西青年运动的先驱、山西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和晋东南党组织的创始人，为革命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他的英名却长留人间。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