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红色印记·当年青春
贺昌 最年轻的团中央委员
贺昌是中共早期杰出的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先驱，著名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山西地方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足迹遍及粤港南疆、京畿幽燕，并在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党的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诸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和杰出的贡献。
杰出的青运工运领袖
贺昌，原名贺颖，1906年1月19日出生于山西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13岁便写下了：“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自古将相本无种，谁说好男兵不当；但得东风时与便，贺郎也不亚周郎！”的《壮志歌》。
1919年五四运动中，贺昌在离石县立高级小学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中崭露头角。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不久，即当选为太原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执委，协助编辑出版《山西平民周刊》。1920年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探索救民的道路。
1921年5月1日，贺昌与王振翼、李毓棠等在高君宇的指导下发起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首任书记王振翼毕业离晋，贺昌担负起了团组织的领导责任。9月，贺昌、李毓棠等创办了专门经销进步书刊的晋华书社；之后，成立了省立一中青年学会，还编辑出版了一中学生《青年》半月刊；与校内其他青年团体共同创办了免费接纳贫苦子女就读的省立一中业余平民小学。
1922年春，贺昌开始积极吸纳优秀青年入团，很快使团的工作充满了生机与活力。4月间，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被推选为执委会秘书。6月下旬，改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青年团太原地委、太原团地委），他担任第一届书记。
贺昌通过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创办的平民小学增设成人夜校，不仅为一中附近的铁路职工及印刷工人等免费提供学习文化知识和接受革命思想的场所，而且也得到了向工人群众学习的好机会。
期间，贺昌发动和领导了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制革工厂和正太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担任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秘书。他还开辟了石家庄正太铁路工运工作，创建了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团组织，使其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以工人为主体的地方团组织之一。
1922年秋，贺昌领导发起了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等进步社团。同时，发动省立一中学生开展了为期半年之久的反对封建顽固校长魏日靖的斗争，并最终迫使山西教育行政当局撤销了魏日靖的省立一中校长职务。
10月，高君宇、王振翼在北京介绍贺昌由团转党。在10月30日召开的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第21次会议上，贺昌被增补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后在12月上旬召开的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扩大会议上，被正式增补为团中央新的执委。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中央委员。
1923年“二七”大罢工挫败，太原正太铁路工人的声援罢工也遭到镇压，贺昌被迫暂时离晋赴京就任团中央经济部主任。
在京期间，贺昌撰写了《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一文。他认为：“我们始终要了解本团是代表青年工人利益的团体，穷苦少年群众的组织”，因此必须“以劳苦少年为本团组织的中坚”。只有领导青年工人做所需要的经济斗争，保护和发展青年工人的利益，在他们中间进行革命的教育，“才可以得着青年工人群众的依赖和同情，且能够吸收其中最进步、最能干、最有阶级觉悟和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加入我们的队伍，渐渐将本团的基础建筑到青年工人上面而稳固，使本团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军敢死队”。此观点被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采纳，形成了大会的《青年工人运动决议案》，用以指导全国各地团的工作。
1923年6月，从省立一中毕业的贺昌进入中共中央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经过半年的学习，他先后被派往湖南水口山和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青年团安源地委执委，协助开展工运工作，并负责编辑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机关刊物《安源旬刊》。
1924年5月28日，贺昌在安源团地委全体团员大会上被推选为安源团地委第四届执委会秘书（书记）。他首先从整顿组织、纯洁队伍、提高大家的组织观念入手，加强民主集中制，还与党组织联合成立“教育计划委员会”，带头为团员讲课，通俗解释和学习马列基本原理。
同时，贺昌还密切关注山西地方团的建设与党组织的创建。1924年5月底，他返晋与高君宇一起创建山西地方党组织，指导太原团地委成立了超龄团员由团转党资格审查委员会，并成立了中共太原小组。
完成山西建党任务后，贺昌于6月1日出席了太原青年团员全体会议，介绍了中国革命形势、国共合作现状及安源地方团的工作与工运工作经验。这对于指导太原地方党、团工作，促进山西青年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4年11月，贺昌再次当选青年团安源地委秘书，被大家推举为出席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当选为第三届团中央执委。会后，他留沪担任团中央工农部主任兼《平民之友》编辑。
在沪期间，贺昌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上海总工会的成立。1925年6月，他代表共青团中央出席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9月，出任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1926年，他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回国后在北京分别列席和出席了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和共青团第三届中央第一次扩大会议，还参加了北方区委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国民大会以及反抗军阀段祺瑞屠杀群众的斗争。回到上海后，他参与领导了上海各界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和游行示威，并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的领导工作，还参与组织领导了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4、5月，21岁的贺昌参与筹备并出席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和第四届团中央执委，是此时中共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并先后担任共青团江浙（上海）区委书记、湖北区执委会书记、团中央劳动部长兼湖北团省委书记。
革命武装斗争的先驱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军事部指定贺昌与聂荣臻、颜昌颐3人组成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南昌起义打响后，贺昌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转战潮（州）汕（头）及海（丰）陆丰等地区。10月初，他与李立三一起赴香港，联络南昌起义部队转移至潮汕地区后又流落到香港的革命同志，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1928年3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确定贺昌担任湖南省委书记，负责重建湖南省委，恢复湖南全省各地党组织。
5月20日，贺昌化名毅希，以中共中央巡视员和湖南省委书记的双重身份抵达湘东湘潭后，立即了解当地党组织状况和举行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次日，他又赶往赣西安源，并在此主持召开中共湘东特委会议。根据湘东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和国民党军队的驻防情况，他果断研究通过了《醴陵暴动决议》和《湘东工作决议案》。之后，贺昌积极组织和武装工人群众，策划醴陵暴动，努力开创湖南全省革命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与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等领导和发动了平江起义，奠定了湘鄂赣边界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贺昌在湘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主持从安源和长沙等地为井冈山根据地各级组织输送了20多名党务干部和军事领导骨干、800多名优秀工人和学生，以及许多紧缺的药品、食盐、布匹和纸张等根据地急需物资，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28年10月，贺昌奉命赴香港巡视指导广东、广西党的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1929年1月，他改任中央巡视员兼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同时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南方办事处宣传部长，主持广东、广西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4月又临时兼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他与李明瑞、邓小平等酝酿和筹备了百色起义，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江和右江地区的革命军事斗争，以及红七军与右江苏区的创建，主持广西特委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还领导创办了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周刊和《学习》半月刊等。
贺昌还专门为中共中央 《布尔什维克》杂志撰写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等重要论文。他认为，只有认真“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组织经验，实现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才能使党与群众建立起亲密的关系，领导中国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在《怎样做一个党的新的工作员》一文中，贺昌希望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对革命的前途有着绝对的信心，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长期奋斗的耐心、有献身于革命的心愿”。他要求“党的每个工作员，要有极热烈的革命精神，要有丝毫不苟的科学工作，要足踏实地的走进群众中去，艰苦的、耐心的前进”，强调每个党员“要有一种积极的精神，努力学习的兴趣”，“耐心地研究理论”，主张把理论和实际工作“汇合”起来，“找到新的真理”。这些独到见解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
1930年2月3日和12日，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委，告知贺昌与聂荣臻中央将另行分配工作，同时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3月中旬，贺昌离开香港途经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随即抵达天津。先就任顺直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同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后，担任北方局书记、北方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兼军委书记，加紧领导和部署北平、天津、唐山及太原等重要城市的工人联合大罢工和学生总罢课。
9月24日至28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贺昌作为北方局的代表出席会议并被增补为六届中央委员。
主持北方局党的工作期间，贺昌将山西列为北方革命的重点地区。将中共太原临时市委改组为中共太原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太原特委），之后根据斗争需要又撤销了太原特委，成立中共山西省委（一说山西临时省委）。在贺昌的直接指导下，山西党组织在驻晋军队中发展了一大批秘密党员，扩大了党的支部组织。
1930年12月，中共政治局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河北（临时）省委，贺昌因受王明宗派主义的排挤而降职改任河北省委委员，赴上海参加六届四中全会时，又被免去了中央委员职务。
四中全会后，贺昌被委以河北（临时）省委赴山西特派员，到太原解决中共山西特别区委员会“反对四中全会”，准备成立“山西第二特委”的问题。1931年3月24日，贺昌出席了中共山西特委与太原市委联席会议，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出发，指导会议通过了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会后，他又亲自安排部署了山西特委军事工作。
4月中旬，贺昌的行踪被密探发现并遭追捕，即迅速离晋赴沪。
出色的领导者
回到上海后，贺昌又面临更大的危险。掌握中央核心机密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此时已被捕叛变，导致蔡和森被捕牺牲，关押于南京国民党监狱的恽代英身份暴露遭杀害，中央领导成员及其工作人员随时都有被叛徒带领的特务抓捕的可能。
在此情况下，贺昌奉命于1931年6月抵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中央决定贺昌担任中共兴国县委员会书记。
1932年2月4日，贺昌主持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大会，隆重欢送全县434名青年参加红军。在他的努力下，2月底，兴国县至少有1200名工农群众自愿报名加入了红军队伍。
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令贺昌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简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代理主任职务一直到1933年12月。
1932年6月至1933年1月，贺昌先后兼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第五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党务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2月7日，他与王稼祥一起主持召开了全国红军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5月28日，代理总政治部主任仅4个月的顾作霖病逝后，贺昌再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当月，他主持召开了总政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并要求红军各级政治工作机关，要特别重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指战员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中央苏区，贺昌不仅亲历了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还参加指挥了南雄水口、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黄狮、黄陂、草台冈、南丰等战役或战斗。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利，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与苏区中央局机关被迫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向湘西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血洒会昌河畔
主力红军转移前，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昌任中央分局委员和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分局委员和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主任。
新成立的中央军区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红军主力转移后，留守苏区的红军很难抵御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大军的进一步“围剿”，苏区面积迅速缩小。11月23日，苏区的最后一个县城会昌县城失守。
面对严峻形势，苏区中央分局于1934年12月中旬召开会议，贺昌与陈毅等力主改变斗争方式，迅速开展游击战争。但这一切合实际的意见并没有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结果经1935年1月12日和28日的两次进攻失利，损失惨重，苏区中央分局、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公室处和中央军区等领导机关及红二十四师等被封锁包围在西江、宽田、黄龙间方圆仅四五十华里的狭小地带，中央分局与湘赣、闽浙赣边苏区的联系已中断。坚守在宁都、小布地区的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和留守部队共2000余人全军覆没。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分局决定以游击战形式坚持革命斗争。1935年2月4日，贺昌参加了苏区中央分局在驻地并塘村召开的会议，专门讨论突围问题。
2月5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发来“万万火急”的指示电报，明确中央分局立即彻底改变组织形式和对敌斗争方式，将留守部队与中央分局机关等划整为零，分散行动。同时，电报指示成立中革军委中区分会，由项英任主席，贺昌与陈毅等任委员。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研究决定，组织被困机关及部队陆续分路突围。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向湘南，第七十二团的大部分向闽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贺昌与项英、陈毅等由第七十团担任掩护，从禾丰转移到上坪山区。
3月9日，红七十团番号撤销，全团官兵与中央军区直属队分别编为4个大队。贺昌编在第三大队，项英、陈毅和中央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严仲携带电台，分别编在第一、二大队。
贺昌先行率领第三大队从上坪山区出发，经乱石圩，于当晚安全渡过江西濂江（安远河），并迅速占领了会昌晓龙与福建交界的天门嶂山，掩护和等待第一、二大队。
3月10日凌晨，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发现贺昌及其所部行踪后，随即组织重兵进行“合围”。突围中，贺昌虽身负重伤，但仍以非凡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身先士卒，率领部分战士冲出了重围。当他与战士们转移到会昌天门嶂山区归庄村的小河旁时再次负伤，并重新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组织突围时，身边的战士大部分英勇牺牲。重伤在身的贺昌高呼“红军万岁”等口号，壮烈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本报综合
杰出的青运工运领袖
贺昌，原名贺颖，1906年1月19日出生于山西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13岁便写下了：“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自古将相本无种，谁说好男兵不当；但得东风时与便，贺郎也不亚周郎！”的《壮志歌》。
1919年五四运动中，贺昌在离石县立高级小学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中崭露头角。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不久，即当选为太原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执委，协助编辑出版《山西平民周刊》。1920年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探索救民的道路。
1921年5月1日，贺昌与王振翼、李毓棠等在高君宇的指导下发起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首任书记王振翼毕业离晋，贺昌担负起了团组织的领导责任。9月，贺昌、李毓棠等创办了专门经销进步书刊的晋华书社；之后，成立了省立一中青年学会，还编辑出版了一中学生《青年》半月刊；与校内其他青年团体共同创办了免费接纳贫苦子女就读的省立一中业余平民小学。
1922年春，贺昌开始积极吸纳优秀青年入团，很快使团的工作充满了生机与活力。4月间，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被推选为执委会秘书。6月下旬，改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青年团太原地委、太原团地委），他担任第一届书记。
贺昌通过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创办的平民小学增设成人夜校，不仅为一中附近的铁路职工及印刷工人等免费提供学习文化知识和接受革命思想的场所，而且也得到了向工人群众学习的好机会。
期间，贺昌发动和领导了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制革工厂和正太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担任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秘书。他还开辟了石家庄正太铁路工运工作，创建了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团组织，使其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以工人为主体的地方团组织之一。
1922年秋，贺昌领导发起了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等进步社团。同时，发动省立一中学生开展了为期半年之久的反对封建顽固校长魏日靖的斗争，并最终迫使山西教育行政当局撤销了魏日靖的省立一中校长职务。
10月，高君宇、王振翼在北京介绍贺昌由团转党。在10月30日召开的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第21次会议上，贺昌被增补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后在12月上旬召开的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扩大会议上，被正式增补为团中央新的执委。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中央委员。
1923年“二七”大罢工挫败，太原正太铁路工人的声援罢工也遭到镇压，贺昌被迫暂时离晋赴京就任团中央经济部主任。
在京期间，贺昌撰写了《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一文。他认为：“我们始终要了解本团是代表青年工人利益的团体，穷苦少年群众的组织”，因此必须“以劳苦少年为本团组织的中坚”。只有领导青年工人做所需要的经济斗争，保护和发展青年工人的利益，在他们中间进行革命的教育，“才可以得着青年工人群众的依赖和同情，且能够吸收其中最进步、最能干、最有阶级觉悟和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加入我们的队伍，渐渐将本团的基础建筑到青年工人上面而稳固，使本团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军敢死队”。此观点被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采纳，形成了大会的《青年工人运动决议案》，用以指导全国各地团的工作。
1923年6月，从省立一中毕业的贺昌进入中共中央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经过半年的学习，他先后被派往湖南水口山和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青年团安源地委执委，协助开展工运工作，并负责编辑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机关刊物《安源旬刊》。
1924年5月28日，贺昌在安源团地委全体团员大会上被推选为安源团地委第四届执委会秘书（书记）。他首先从整顿组织、纯洁队伍、提高大家的组织观念入手，加强民主集中制，还与党组织联合成立“教育计划委员会”，带头为团员讲课，通俗解释和学习马列基本原理。
同时，贺昌还密切关注山西地方团的建设与党组织的创建。1924年5月底，他返晋与高君宇一起创建山西地方党组织，指导太原团地委成立了超龄团员由团转党资格审查委员会，并成立了中共太原小组。
完成山西建党任务后，贺昌于6月1日出席了太原青年团员全体会议，介绍了中国革命形势、国共合作现状及安源地方团的工作与工运工作经验。这对于指导太原地方党、团工作，促进山西青年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4年11月，贺昌再次当选青年团安源地委秘书，被大家推举为出席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当选为第三届团中央执委。会后，他留沪担任团中央工农部主任兼《平民之友》编辑。
在沪期间，贺昌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上海总工会的成立。1925年6月，他代表共青团中央出席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9月，出任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1926年，他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回国后在北京分别列席和出席了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和共青团第三届中央第一次扩大会议，还参加了北方区委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国民大会以及反抗军阀段祺瑞屠杀群众的斗争。回到上海后，他参与领导了上海各界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和游行示威，并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的领导工作，还参与组织领导了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4、5月，21岁的贺昌参与筹备并出席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和第四届团中央执委，是此时中共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并先后担任共青团江浙（上海）区委书记、湖北区执委会书记、团中央劳动部长兼湖北团省委书记。
革命武装斗争的先驱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军事部指定贺昌与聂荣臻、颜昌颐3人组成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南昌起义打响后，贺昌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转战潮（州）汕（头）及海（丰）陆丰等地区。10月初，他与李立三一起赴香港，联络南昌起义部队转移至潮汕地区后又流落到香港的革命同志，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1928年3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确定贺昌担任湖南省委书记，负责重建湖南省委，恢复湖南全省各地党组织。
5月20日，贺昌化名毅希，以中共中央巡视员和湖南省委书记的双重身份抵达湘东湘潭后，立即了解当地党组织状况和举行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次日，他又赶往赣西安源，并在此主持召开中共湘东特委会议。根据湘东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和国民党军队的驻防情况，他果断研究通过了《醴陵暴动决议》和《湘东工作决议案》。之后，贺昌积极组织和武装工人群众，策划醴陵暴动，努力开创湖南全省革命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与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等领导和发动了平江起义，奠定了湘鄂赣边界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贺昌在湘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主持从安源和长沙等地为井冈山根据地各级组织输送了20多名党务干部和军事领导骨干、800多名优秀工人和学生，以及许多紧缺的药品、食盐、布匹和纸张等根据地急需物资，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28年10月，贺昌奉命赴香港巡视指导广东、广西党的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1929年1月，他改任中央巡视员兼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同时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南方办事处宣传部长，主持广东、广西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4月又临时兼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他与李明瑞、邓小平等酝酿和筹备了百色起义，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江和右江地区的革命军事斗争，以及红七军与右江苏区的创建，主持广西特委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还领导创办了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周刊和《学习》半月刊等。
贺昌还专门为中共中央 《布尔什维克》杂志撰写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等重要论文。他认为，只有认真“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组织经验，实现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才能使党与群众建立起亲密的关系，领导中国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在《怎样做一个党的新的工作员》一文中，贺昌希望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对革命的前途有着绝对的信心，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长期奋斗的耐心、有献身于革命的心愿”。他要求“党的每个工作员，要有极热烈的革命精神，要有丝毫不苟的科学工作，要足踏实地的走进群众中去，艰苦的、耐心的前进”，强调每个党员“要有一种积极的精神，努力学习的兴趣”，“耐心地研究理论”，主张把理论和实际工作“汇合”起来，“找到新的真理”。这些独到见解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
1930年2月3日和12日，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委，告知贺昌与聂荣臻中央将另行分配工作，同时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3月中旬，贺昌离开香港途经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随即抵达天津。先就任顺直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同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后，担任北方局书记、北方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兼军委书记，加紧领导和部署北平、天津、唐山及太原等重要城市的工人联合大罢工和学生总罢课。
9月24日至28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贺昌作为北方局的代表出席会议并被增补为六届中央委员。
主持北方局党的工作期间，贺昌将山西列为北方革命的重点地区。将中共太原临时市委改组为中共太原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太原特委），之后根据斗争需要又撤销了太原特委，成立中共山西省委（一说山西临时省委）。在贺昌的直接指导下，山西党组织在驻晋军队中发展了一大批秘密党员，扩大了党的支部组织。
1930年12月，中共政治局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河北（临时）省委，贺昌因受王明宗派主义的排挤而降职改任河北省委委员，赴上海参加六届四中全会时，又被免去了中央委员职务。
四中全会后，贺昌被委以河北（临时）省委赴山西特派员，到太原解决中共山西特别区委员会“反对四中全会”，准备成立“山西第二特委”的问题。1931年3月24日，贺昌出席了中共山西特委与太原市委联席会议，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出发，指导会议通过了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会后，他又亲自安排部署了山西特委军事工作。
4月中旬，贺昌的行踪被密探发现并遭追捕，即迅速离晋赴沪。
出色的领导者
回到上海后，贺昌又面临更大的危险。掌握中央核心机密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此时已被捕叛变，导致蔡和森被捕牺牲，关押于南京国民党监狱的恽代英身份暴露遭杀害，中央领导成员及其工作人员随时都有被叛徒带领的特务抓捕的可能。
在此情况下，贺昌奉命于1931年6月抵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中央决定贺昌担任中共兴国县委员会书记。
1932年2月4日，贺昌主持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大会，隆重欢送全县434名青年参加红军。在他的努力下，2月底，兴国县至少有1200名工农群众自愿报名加入了红军队伍。
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令贺昌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简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代理主任职务一直到1933年12月。
1932年6月至1933年1月，贺昌先后兼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第五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党务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2月7日，他与王稼祥一起主持召开了全国红军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5月28日，代理总政治部主任仅4个月的顾作霖病逝后，贺昌再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当月，他主持召开了总政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并要求红军各级政治工作机关，要特别重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指战员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中央苏区，贺昌不仅亲历了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还参加指挥了南雄水口、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黄狮、黄陂、草台冈、南丰等战役或战斗。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利，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与苏区中央局机关被迫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向湘西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血洒会昌河畔
主力红军转移前，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昌任中央分局委员和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分局委员和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主任。
新成立的中央军区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红军主力转移后，留守苏区的红军很难抵御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大军的进一步“围剿”，苏区面积迅速缩小。11月23日，苏区的最后一个县城会昌县城失守。
面对严峻形势，苏区中央分局于1934年12月中旬召开会议，贺昌与陈毅等力主改变斗争方式，迅速开展游击战争。但这一切合实际的意见并没有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结果经1935年1月12日和28日的两次进攻失利，损失惨重，苏区中央分局、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公室处和中央军区等领导机关及红二十四师等被封锁包围在西江、宽田、黄龙间方圆仅四五十华里的狭小地带，中央分局与湘赣、闽浙赣边苏区的联系已中断。坚守在宁都、小布地区的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和留守部队共2000余人全军覆没。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分局决定以游击战形式坚持革命斗争。1935年2月4日，贺昌参加了苏区中央分局在驻地并塘村召开的会议，专门讨论突围问题。
2月5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发来“万万火急”的指示电报，明确中央分局立即彻底改变组织形式和对敌斗争方式，将留守部队与中央分局机关等划整为零，分散行动。同时，电报指示成立中革军委中区分会，由项英任主席，贺昌与陈毅等任委员。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研究决定，组织被困机关及部队陆续分路突围。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向湘南，第七十二团的大部分向闽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贺昌与项英、陈毅等由第七十团担任掩护，从禾丰转移到上坪山区。
3月9日，红七十团番号撤销，全团官兵与中央军区直属队分别编为4个大队。贺昌编在第三大队，项英、陈毅和中央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严仲携带电台，分别编在第一、二大队。
贺昌先行率领第三大队从上坪山区出发，经乱石圩，于当晚安全渡过江西濂江（安远河），并迅速占领了会昌晓龙与福建交界的天门嶂山，掩护和等待第一、二大队。
3月10日凌晨，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发现贺昌及其所部行踪后，随即组织重兵进行“合围”。突围中，贺昌虽身负重伤，但仍以非凡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身先士卒，率领部分战士冲出了重围。当他与战士们转移到会昌天门嶂山区归庄村的小河旁时再次负伤，并重新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组织突围时，身边的战士大部分英勇牺牲。重伤在身的贺昌高呼“红军万岁”等口号，壮烈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