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委员建言中医药建设做大晋字品牌
本报记者 田凤凤
从中医药大省到中医药强省，山西要怎么走，怎么做？多名省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对我省中医药强省战略提出建议。
建立独立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
省政协委员刘国义表示，中医药管理体制尚不健全。随着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不断重视，中医药行政管理工作也必将更加全面细致。当前，部分省、市已独立设置中医药管理局，而我省仅在省卫健委加挂山西省中医药管理局（正处级）牌子，未独立设置。部分市尚未设置中医药管理科，部分县级甚至无专人负责中医药工作，中医药行政管理队伍还相对单薄。同时，中医药管理偏于表面化，管理方式也较为粗放，在中医医院管理以及中医人员职称评定、待遇标准等方面，存在以西医思维、西医标准看待中医、管理中医的问题，影响了中医医院的发展和中医人员的积极性。
他建议，建立中医药独立的行政管理体制。省、市、县均成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局，逐步完善中医药管理机构。出台适用于中医医疗机构的行为执业规范，不能以西医的管理办法规范中医医疗机构。
中医药人才传承后劲不足。后继人才断层是中医药发展最大的难题。中医是体验性、实践性很强的医学，“师承”方式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重要方式。中医的特性决定了学习实践时期长，很少有医务人员甘愿长期埋头学习，优秀老中医找不到合适的学术经验继承人，想学中医的人又找不到满意的指导老师。当前中医院校教育的培养模式与中医人才成长规律不相适应，中医院校毕业生不中不西，可以说当前中医人才队伍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尴尬期。建立与院校教育并行的师承教育模式和体系，大力发展师承教育，重启中医药自学考试教育；师承教育出身人员，与全日制教育同等对待；允许中医大夫自愿带徒进行师承传授。
中医药成果转化率低
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在提案中提到，山西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医药资源优势显著。依托资源优势和地理环境优势，山西省已初步建成恒山、太行山、太岳山、晋南边山丘陵四大中药材生产基地，连翘、黄芩、黄芪等优势品种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同时山西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有广誉远、亚宝、振东制药等知名中药企业，丁桂儿脐贴、复方苦参注射液、红花注射液、舒血宁注射液等重要中药品种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前列。
山西省为了发展中医药产业，将中药材产业崛起工程列为农民增收七大产业翻番工程及十大强农惠农政策，连续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中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中药材保护和发展实施方案》和《关于加快推进山西省中药材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山西有山西省中医院、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众多知名中医医院。同时，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农业大学都从事中医药的科学研究。但山西省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在传统观念的制约下，出现了转化机制不灵活、资金不到位、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致使我省中医药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转化率低。
中医医疗服务能力亟待加强
省政协委员刘洋提出，大城市中医院服务能力薄弱。投资4.5亿、占地120亩、床位设置500张的大同中医院，为了维持运行，先后加挂开展了 “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急救中心”“康复养老”等业务，中医特色日益削弱。由于中医药整体人才、资源缺乏，短期内又不易到位。
在中医医疗机构建设中可以采取“抓大放小顾两头”的举措。一方面，集中各市的优质中医药人才、资金、设施设备资源，办好一所市级中医院，突出中医药特色，发挥区域内的引领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对基层中医医疗机构，通过开展适宜技术推广、人员培训、特色服务，每个行政村培养帮扶有一技之长的村医，推广“廉便验”的中医特色疗法。
中医医保政策不尽合理
刘洋说，医保政策对中医药没有倾斜。“三保合一”后，以往新农合对中医药报销的倾斜政策未能得到延续，“取消以药补医”中对中药饮片的政策红利没有继续发挥。
新的医保政策没有对中医药特别考量。中医门诊处方治疗的特点，中医适宜技术应用后非药物诊疗费用比例大的特点，未被医保部门特殊考量。非住院不能报销，非输液不能纳入报销范围，使用药物比例低影响报销等医保政策，制约了基层群众选用中医药治疗的医保规定，影响了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技术的开展。
个别医保部门将中医药视作漏洞而排斥。2019年10至11月，因医保经费不足原因，大同市医保部门曾全面停止医保目录下中成药报销，引起群众强烈反应。
中药材生产使用严重受限
刘洋还提到，缺乏资质技术，使中药材生产加工停留在种植阶段，许多道地药材只是作为农产品销售。
应县乾宝黄芪种植合作社每年生产加工1000吨优质黄芪，但由于企业缺乏技术支持，虽多方努力，至今未获任何药品、食品、保健品等批文。95%以上的药材只能销往广东赛诺、天津丽珠等省外几个固定客户。由于没有饮片加工资质，山西省内医疗机构和患者无法使用原产该企业的优质黄芪。固守“栽培——采药——销售”的简单生产模式，降低了中药材以质论价的话语权。
我省中药材生产标准化程度低，销售渠道单一，本省企业之间联系不够密切，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定价优势，“人参卖出了白菜价”的药材比比皆是。
基层医疗机构中药经营承担风险较大，打击了使用中药的积极性。基层医疗机构药房缺乏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即使个别有专业人员，也没有药品检验的设备设施。但2019年9月，地方药监部门却将中药饮片的使用单位医院，作为中药质量的责任主体，给予处罚通报，挫伤了基层医疗机构销售中药的积极性。
打造中医药文化产业链
省政协委员杨满元说，老百姓只能通过一些非主流媒体了解中医药的有关知识，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准确性。有的小报、广告宣传还误导老百姓上当受骗，影响很坏；一些非正规学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幌子非法行医，制售假药、夸大疗效，不仅造成患者经济损失，还耽误病情、损害健康，甚至生命。
既然是一种文化，就需要能够把中医的理论进行通俗易懂讲解的专门人才，宣传中医药科普知识，传授简单易行的养生保健方法，使老百姓一听就会、一学就懂、一用就灵。他建议，整合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化中医药文化产业结构。开发中医药文化科普创意产品，打造中医药文化产业链和中医药文化品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富有特色的主题旅游公园、专题论坛会展、生态园区等中医药文化产业链。
扩大中医药对外交流
省政协委员燕美琴说，近年来，山西省中医药对外交流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山西省针灸医院圣彼得堡中医院挂牌成立；广誉远和振东海外中心项目入选国家 2017年度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承担商务部国际针灸英、法、葡语班的教学和临床带教任务等。这些都已经成为我省中医药对外交流的一个品牌。
2018年，我省率先成立中医药 “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合作联盟，旨在针对沿线国家差异，探索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合作模式，扩大本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医药交流合作，让传承千年的“岐黄之术”惠及更多国家。尽管我省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果，但是由于沿线各地发展水平、医疗需求、文化信仰差异，在对外交流发展过程中手段和形式仍然相对单一，我省中医药要“走出去”的基础仍有待加强，中医药在“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发展形势依然十分艰巨。
从中医药大省到中医药强省，山西要怎么走，怎么做？多名省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对我省中医药强省战略提出建议。
建立独立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
省政协委员刘国义表示，中医药管理体制尚不健全。随着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不断重视，中医药行政管理工作也必将更加全面细致。当前，部分省、市已独立设置中医药管理局，而我省仅在省卫健委加挂山西省中医药管理局（正处级）牌子，未独立设置。部分市尚未设置中医药管理科，部分县级甚至无专人负责中医药工作，中医药行政管理队伍还相对单薄。同时，中医药管理偏于表面化，管理方式也较为粗放，在中医医院管理以及中医人员职称评定、待遇标准等方面，存在以西医思维、西医标准看待中医、管理中医的问题，影响了中医医院的发展和中医人员的积极性。
他建议，建立中医药独立的行政管理体制。省、市、县均成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局，逐步完善中医药管理机构。出台适用于中医医疗机构的行为执业规范，不能以西医的管理办法规范中医医疗机构。
中医药人才传承后劲不足。后继人才断层是中医药发展最大的难题。中医是体验性、实践性很强的医学，“师承”方式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重要方式。中医的特性决定了学习实践时期长，很少有医务人员甘愿长期埋头学习，优秀老中医找不到合适的学术经验继承人，想学中医的人又找不到满意的指导老师。当前中医院校教育的培养模式与中医人才成长规律不相适应，中医院校毕业生不中不西，可以说当前中医人才队伍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尴尬期。建立与院校教育并行的师承教育模式和体系，大力发展师承教育，重启中医药自学考试教育；师承教育出身人员，与全日制教育同等对待；允许中医大夫自愿带徒进行师承传授。
中医药成果转化率低
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在提案中提到，山西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医药资源优势显著。依托资源优势和地理环境优势，山西省已初步建成恒山、太行山、太岳山、晋南边山丘陵四大中药材生产基地，连翘、黄芩、黄芪等优势品种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同时山西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有广誉远、亚宝、振东制药等知名中药企业，丁桂儿脐贴、复方苦参注射液、红花注射液、舒血宁注射液等重要中药品种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前列。
山西省为了发展中医药产业，将中药材产业崛起工程列为农民增收七大产业翻番工程及十大强农惠农政策，连续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中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中药材保护和发展实施方案》和《关于加快推进山西省中药材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山西有山西省中医院、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众多知名中医医院。同时，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农业大学都从事中医药的科学研究。但山西省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在传统观念的制约下，出现了转化机制不灵活、资金不到位、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致使我省中医药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转化率低。
中医医疗服务能力亟待加强
省政协委员刘洋提出，大城市中医院服务能力薄弱。投资4.5亿、占地120亩、床位设置500张的大同中医院，为了维持运行，先后加挂开展了 “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急救中心”“康复养老”等业务，中医特色日益削弱。由于中医药整体人才、资源缺乏，短期内又不易到位。
在中医医疗机构建设中可以采取“抓大放小顾两头”的举措。一方面，集中各市的优质中医药人才、资金、设施设备资源，办好一所市级中医院，突出中医药特色，发挥区域内的引领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对基层中医医疗机构，通过开展适宜技术推广、人员培训、特色服务，每个行政村培养帮扶有一技之长的村医，推广“廉便验”的中医特色疗法。
中医医保政策不尽合理
刘洋说，医保政策对中医药没有倾斜。“三保合一”后，以往新农合对中医药报销的倾斜政策未能得到延续，“取消以药补医”中对中药饮片的政策红利没有继续发挥。
新的医保政策没有对中医药特别考量。中医门诊处方治疗的特点，中医适宜技术应用后非药物诊疗费用比例大的特点，未被医保部门特殊考量。非住院不能报销，非输液不能纳入报销范围，使用药物比例低影响报销等医保政策，制约了基层群众选用中医药治疗的医保规定，影响了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技术的开展。
个别医保部门将中医药视作漏洞而排斥。2019年10至11月，因医保经费不足原因，大同市医保部门曾全面停止医保目录下中成药报销，引起群众强烈反应。
中药材生产使用严重受限
刘洋还提到，缺乏资质技术，使中药材生产加工停留在种植阶段，许多道地药材只是作为农产品销售。
应县乾宝黄芪种植合作社每年生产加工1000吨优质黄芪，但由于企业缺乏技术支持，虽多方努力，至今未获任何药品、食品、保健品等批文。95%以上的药材只能销往广东赛诺、天津丽珠等省外几个固定客户。由于没有饮片加工资质，山西省内医疗机构和患者无法使用原产该企业的优质黄芪。固守“栽培——采药——销售”的简单生产模式，降低了中药材以质论价的话语权。
我省中药材生产标准化程度低，销售渠道单一，本省企业之间联系不够密切，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定价优势，“人参卖出了白菜价”的药材比比皆是。
基层医疗机构中药经营承担风险较大，打击了使用中药的积极性。基层医疗机构药房缺乏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即使个别有专业人员，也没有药品检验的设备设施。但2019年9月，地方药监部门却将中药饮片的使用单位医院，作为中药质量的责任主体，给予处罚通报，挫伤了基层医疗机构销售中药的积极性。
打造中医药文化产业链
省政协委员杨满元说，老百姓只能通过一些非主流媒体了解中医药的有关知识，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准确性。有的小报、广告宣传还误导老百姓上当受骗，影响很坏；一些非正规学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幌子非法行医，制售假药、夸大疗效，不仅造成患者经济损失，还耽误病情、损害健康，甚至生命。
既然是一种文化，就需要能够把中医的理论进行通俗易懂讲解的专门人才，宣传中医药科普知识，传授简单易行的养生保健方法，使老百姓一听就会、一学就懂、一用就灵。他建议，整合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化中医药文化产业结构。开发中医药文化科普创意产品，打造中医药文化产业链和中医药文化品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富有特色的主题旅游公园、专题论坛会展、生态园区等中医药文化产业链。
扩大中医药对外交流
省政协委员燕美琴说，近年来，山西省中医药对外交流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山西省针灸医院圣彼得堡中医院挂牌成立；广誉远和振东海外中心项目入选国家 2017年度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承担商务部国际针灸英、法、葡语班的教学和临床带教任务等。这些都已经成为我省中医药对外交流的一个品牌。
2018年，我省率先成立中医药 “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合作联盟，旨在针对沿线国家差异，探索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合作模式，扩大本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医药交流合作，让传承千年的“岐黄之术”惠及更多国家。尽管我省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果，但是由于沿线各地发展水平、医疗需求、文化信仰差异，在对外交流发展过程中手段和形式仍然相对单一，我省中医药要“走出去”的基础仍有待加强，中医药在“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发展形势依然十分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