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璞玉江畔云
陈玉云（1928—2013） 安徽定远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转战于苏皖地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转业到劳改系统，在苏北建设农场工作；1957年，调入山西，历任大同市大青窑煤矿管教办公室副主任、临汾市王庄煤矿管教副队长，亦在平遥县老残犯管教所、永济市董村农场等处任职；1978年，任曲沃汽车配件厂副政委。1988年离休。
讲述人：陈洪伦 讲述时间：2022年11月3日 整理人：张玉
遍地英雄下夕烟
我父亲陈玉云祖籍安徽省定远县江巷乡（现为连江镇）小庙陈村，祖上世代为农。我们家有自己的土地，也租种别人的土地，生活得很艰苦。父亲曾和我说他们冬闲时每天就吃两顿：一顿高粱面糊糊，一顿红薯面糊糊——下地干活的人才能吃到高粱面的贴饼子。为了养家糊口，爷爷还种了一些经济作物（柿子树和桃树），买了三台绞锤（轧花机），连我的几位伯父也都学会了织布。从父亲十三岁起，家里桃子、柿子熟了，他就跟着爷爷将这些担到集市去卖，这在同龄孩子中是不多见的。
当时社会很乱，国民党的部队经常抓壮丁、抓伕（伙伕、挑伕）。父亲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和大人晚上睡在外面的枯草地里，躲壮丁躲土匪。1941年后，新四军在当地建立了区乡政权，组织了民兵，情况才逐渐有了好转。
我们家以前没有人念过书，父亲也只是在童年时代跟几位教书先生断断续续念了一年多的书，字认得很少，后因家里一是没有放牛的，一是也供不起了，他就回家放牛了。
1944年秋天，抗日根据地发起了参军运动，动员多子女家庭的青壮年参军打鬼子。父亲就到张桥区保安队当了兵。父亲对少年时代的参军经历记忆深刻，他说当时给他发了一支套筒步枪、三发子弹、一套军衣、一条被子，然后他们辗转各个根据点进行训练、行军、作战。这样的生活很艰苦也很危险，许多战友都牺牲了，父亲说他自己也多次走在了生死边缘。
有一次在苏皖边区，父亲跟他的通讯股长李广云去驻地北面的山头侦查敌情，不料被敌人发现，一队敌人追击而来。他们俩跑到一个山嘴处，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们俩从十几米高的悬崖上跳了下去——所幸下面是一片玉米地，他俩才死里逃生。
在大别山作战时，父亲他们所在的团曾经一天内伤亡三百多人，一千人只剩下不到七百人。这些逝者有的是在战斗中牺牲的，有的是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天又热，又是跑步前进，倒下去张张嘴就咽了气。他们团政委身负重伤，到宿营地后坚决要求留下，他不想拖累部队。团里只好派了一个卫生员陪他藏在老乡的家里。可部队走后第二天，他就被敌人搜出，押到来安县城杀害了。
2011年3月25日，我们陪父亲开车来到棋盘山，来到了父亲当年英勇跳崖的地方。山上确实很平整，全是庄稼地，我们还找到了他们跳崖之后躲藏的小村子，当时他们曾经在老乡家要到两个米团。睹物思今，令人感慨。
父亲的部队后来转战于淮南、苏北，他曾多次给我们讲述他这一段的经历。他们渡过黄河，在涟水以东守河防，帮助老百姓收花生。父亲说苏皖一带种的是藤蔓花生，收花生时将一个大铁筛子挂在一根木棍上面，再用包铁口的大木锹将约二十厘米的沙土铲到这筛子里，筛掉土，花生就出来了。那时节，收了花生的田里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沙土堆，一排排沙土堆排得很整齐。筛土的时候要用木棍敲打筛筐，发出有节奏的磕打声。开始他们不会，老乡就教他们，战士们和老乡们的感情很深。父亲说他们也有快乐的时刻，比如收完花生后部队没有什么事情做，他们就打野兔、挖獾子、下河捉鱼，以此来改善伙食。一次在挖獾子时，父亲将洞掏得很大很深，但他不懂那是沙土地，洞顶要切挖成拱形而不能是平顶；他在里面挖，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下，刚走出洞口，只听“唿通”一声，洞塌了，他差一点儿就被埋在了里面。
父亲在天高支队的时候，有一次在战斗中负伤，部队就把他安置在小刘村一户人家休养。这家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她将父亲照顾得很好。她每天早起在房前的河沟里放下鱼网，过一会儿提起，总能网住几条小鱼，拿回来洗干净放锅里煮熟，剔除鱼刺，放回原汤水，烧开后下些挂面，加点油盐，权作“病号饭”——父亲说非常好吃。现在想来这也很符合营养要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啊！
父亲还回忆他在金沟河东守河防时，在河堤下靠水边的地方挖洞捉鳖——挖一百多个底大口小的洞，每天早上总能捉到十几只鳖，他和连队的战友们几乎每天都有鳖肉吃。现在人们把鳖肉当作高级食品、滋补品，价格很高。父亲说那时他们天天吃，也算奢侈啦！
父亲在那样残酷斗争的环境中成长，却不以为苦，他们苦中作乐，锤炼出坚定顽强的战斗精神。他们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没有经历过大的战斗锻炼，没有好的武器装备，但是凭着一腔革命的信念、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硬是战胜了敌人。他们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打不烂、拖不垮，最终成长为祖国的钢铁军人。
敢教日月换新天
1949年，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败退，父亲随部队西行至来安，整编为三十四军一〇二师。整编后，部队开往六合县，1949年进入南京成为警卫部队。进城以后，父亲见了世面，他说他一个穷人的孩子过去哪里见过电灯电话，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大漂亮的楼房和种种现代化设备。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参观了大中机械厂、禾烧桥灯泡厂、下关打蛋厂、棉纺厂，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完成生产任务，真是大开眼界；再加上团部政委深入浅出的讲解，全体官兵很受启发，这对父亲后来人生观的树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0年10月，父亲的部队接收了起义军官五百多人，需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这个之后，父亲带着一些无法处置或比较复杂的人员到苏北建设农场，对他们进行进一步改造。建设农场是在芦苇滩上建起来的，这里是盐碱地，水是苦咸的，地下五十米才有甜水，所以要打深井抽取地下水供人饮用。人住的地方都是深井。用两根圆木搭成人字架后往地上一支，再用毛竹搭成窝棚。窝棚上面盖上芦苇，地上铺五十厘米厚的芦苇当地铺，人就睡在上面；墙是将芦苇绑成条后竖绑在毛竹上，再用泥两面一糊就成了苇墙。全场除榨油厂是砖墙外，其余全部是苇顶苇墙，这种窝棚能挡雨，但不能挡风，海边风大，冬天非常冷。父亲他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垦土地、挖渠支灌，把盐碱地改造成棉花田的。
1956年，苏北建设农场撤销，父亲被抽调到公安部十一局（劳改局）二处（教育处）。二处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父亲因只念了两年不到的私塾，对很多理论问题理解不了。于是，他努力学习，认真研究各种文件、报告，经过一段工作实践，文化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父亲经常向我们讲述他的这段经历，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要做一个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人。
1957年7月，第六次劳改会议召开，会议决定体制精简下放。父亲就是在这时提出回故乡安徽省的，但是那里没有合适的岗位。当时山西劳改工业项目较多，父亲经过考虑便来到山西工作了。一开始他来到大同的大青窑煤矿，在管教办公室当副主任。父亲来到山西时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铺盖卷和一只帆布箱，到单位后才买的锅碗瓢盆，用炕炉做饭，住一间小平房，屋顶的草吊在半空，吃饭在炕上。那时我才六岁，大妹两岁，但为了工作，他吃在食堂，睡在办公室，十几天才回家一次。
父亲在大青窑工作了近五年，时间特别紧张，白天要进行教育和管理工作，晚上要进监房处理一天犯人中出现的问题，经常是到夜里十一二点才能出监房，睡眠时间根本没法保障，到后来就发展成失眠症。他有时到了半夜还睡不着，就起来到外面去散步，走累了再回来躺下，这才能睡两三个小时。1959年搞特赦，任务紧，父亲连续十四天没有睡觉，待任务完成，去大同市委汇报的头天晚上，他吃了四片安眠药才睡了四个小时。
2011年3月23日，我们陪父亲去大关寻找当年的战斗痕迹。父亲说他在解放战争期间驻守在这里，就是在这里被提拔当了副排长。我们在涟水找到一座佛院，里面的塔是新修的。父亲说1946年他们围攻涟水，这座塔当时被打塌了一半。我们还去了一个叫风谷的小村子，父亲说他就是在这里入的党。现在的风谷村是一个娴静的小村子，民风淳朴。我们在这里吃的午饭，炖土鸡的味道很好。吃完午饭，我们来到益林，父亲说，当时益林一战打得很艰苦，整个城都被炸平了。
父亲总结他的革命生涯：一是危险，父亲说，和他在一起生活战斗过的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他活下来是幸运的；二是艰苦，他们这一批人不图名、不图利，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一心扑在工作上，只为建设一个新中国。
千古清风荆布在
父亲一生恪尽职守、勤奋工作，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他始终高度自律。他实事求是的工作理念、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钦佩和尊重，也对我们子孙后代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虽然都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但我们都能兢兢业业地踏实工作，孙子一辈儿现在也都发展得很好。
父亲对党忠诚、襟怀坦荡、清正廉洁，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父亲一直担任领导职务，但我们从没有过领导家庭的优越感。我们姊妹六人参加工作全凭自己努力；母亲没有工作，全家生活一直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经济上一直很拮据，但父亲从来不接受任何的礼物和馈赠。
有一次一个犯人家属来见父亲，拿出一支烟给父亲，父亲拒绝了，家属把烟放在了桌上。谈话结束，父亲让他把烟拿走。那个人走了后，父亲拿出自己的烟来抽。当时我在场，就说，那不就是一支烟吗？父亲向我讲了为什么不能抽这支烟的道理——要防微杜渐。那时我还小，但我记住了父亲的话，懂得了不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
1973年，父亲从王庄煤矿调到董村农场，矿上只用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就拉完了我们的全部家当：两个木质箱子和其他几件简易家具占了卡车的一半空间，剩下的一半空间放的是煤块和柴火——我们虽然生活在煤矿，但却从来没有拿过矿上的煤和柴，家里生火用的（包括做饭和冬天取暖）都是我们姊妹在杆子山上捡的煤块以及在木料厂剥的树皮。没用完的煤块和树皮我们也舍不得扔，都带到新家里。
父亲身体不好，年轻时，他在战场上多次负伤；三年困难期间，他在大同大青窑煤矿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瘦得体重只有九十多斤；1962年，我们一家把户口上在霍县王庄煤矿后山上的汾西村，当时的自留地都是山沟里很贫瘠的土地，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很小，还不能干活，父亲便利用星期天，从矿上挑上大粪，走十几里山路去种地。这些超负荷的工作和劳动让他落下了病根，患上多种疾病。1993年，父亲因输血染上了肝炎，在北京三〇二医院住院。当时有一种干挠素对肝炎的治愈率达百分之五十，九十支为一个疗程，国产每支二百七十多元，进口每支三百五十元。父亲问医生，我不打还可以活十年吗？医生说，没问题。父亲说，那就行了，十年后我就七十六岁了，够本了，这一支就打掉一个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不打！医生说，你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受之无愧。我也做父亲的工作，但他坚持不打。这就是父亲的境界。父亲住院期间，我每每去探望，总会有医生或护士对我说：“你有一个好爸爸！”
2013年6月，父亲被检查出肺癌。我们便陪父亲到北京各大医院咨询，当听说需要住院治疗时，父亲立即决定放弃治疗。当时我们姊妹都说，住院治疗可以延长生命，何况你又是离休干部，百分之百报销；先住院一段时间，治疗看看再说。但父亲坚持说，花钱没意义，他不能让国家的财产浪费在无意义的治疗上。就这样我们遵照他的心意，放弃了治疗，让他平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父亲于2013年11月7日去世，至今已有整整九个年头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他为党、为人民奉献了一生，从十六岁参加革命到六十岁从监狱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为革命工作奋斗了四十四年。很多熟悉他的人都曾对我说：“你父亲是个踏实认真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有这样的口碑应该知足了。我为我的父亲骄傲，为我的父亲自豪。他一生转战南北，保家卫国，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胸怀。我们追忆他对我们润物无声的教育，追忆他披星戴月的艰辛，追忆他团结进取的精神。他就如山间璞玉、江畔青云般素朴、清正，我们永远热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