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

　　我至今都忘不了，接到暂停工作通知时，父亲那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那是1969年的春天，上级忽然通知我父亲暂停在西吉邮电局的工作，回家待命。这件事，对我们这个小小的家不啻于一场九级地震。
　　我的父亲是平遥人，少年时进了日昇昌票号，跟着师傅学做生意，走南闯北学得满身本事。后来票号倒了，他投身革命一路奔波，建国后因为工作缘故先后辗转甘肃、宁夏多地，最后带着全家来到西吉县扎根，从事邮电工作，这才算安定下来。
　　西吉县位于宁夏西海固地区，曾因干旱缺水、生态恶劣，被评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生活条件实在谈不上优越，但是对于父亲来说，有这份安宁和稳定已经很知足了。然而这份通知无声地打破了宁静。
　　向上反映自然是要做的，但是等待组织审核需要时间。辗转反侧了几个晚上，父亲最终决定带我们回山西老家先“猫起来”。母亲听了很不高兴，她舍不得这里的几个好姐妹，又担心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却很高兴，因为听父亲说会带我们绕道去银川、北京，最后才回老家，可是看见父母都不高兴，我只好把开心隐藏起来，内心却已经在憧憬一路上的风景了。
　　我们搭汽车从西吉出发去固原市，再从固原乘坐长途汽车去银川，最后坐上绿皮火车直奔北京，直到父亲在北京办完事，父母稍微缓了一口气，紧张的气氛才有所缓解。
　　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去 “北京饭店”吃饭——当然不是著名的北京饭店，只是同名罢了。父亲给我们买了三碗面，单独给我加了点咸菜，我们三人就“唏哩呼噜”吃了起来。忽然有人在我们身后问道：“同志，这椅子您坐吗？”
　　她不是问我们，可是这声音实在太熟悉了。我惊喜地转过身，发现竟然是大姐，急忙拉着父亲说：“爸，是我姐，快看，是我姐！”听到我的话，父亲来不及咽下嘴里的面，放下碗转身看去，果然是姐。
　　几乎是同时，他们两个都站直身子，只愣了片刻，忽然都流出了眼泪。父亲大步向大姐走去，嘴里喊着“平娃”。此刻，她与父亲两个人紧紧拉着手，边哭边说话，但是谁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姐夫来北京办事，顺便带大姐到北京检查，因为她快要生产了。那时候，人们的联络方式除了电话，就是电报和邮信，不是太方便，所以大姐来北京父亲根本不知道，但是生活就是有很多不可言说的奇妙，我们居然无意间在这里相遇了。
　　姐哭够了，就埋怨母亲没有给父亲和我准备好衣服。当时因为走得仓促，再加上一路颠簸，我们的衣着的确不太整洁。此前因为怕姐担心，父亲一直没有把西吉发生的事情告诉她。这时也瞒不住了，就对姐姐和姐夫说了这段时间的事情。
　　后来，我们没有直接回老家，而是去了天津的姐夫家。半个月后，大姐生了一个男婴，孩子的啼哭声暂时带走了全家人的忧愁。
　　这次回去老家，我们一待就是3年。1972年，父亲听说有上级领导到西吉县挂职工作时，又一次鼓起勇气将自己的材料递交了上去。这次居然十分顺利，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当时领导握着我的手，说‘老王，你为西吉邮电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啊！’，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父亲为我讲述了当时的一幕。
　　……
　　这个故事的叙述者，是家中的一位老人。她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让我了解了1969年发生的这件事。
　　我问她时间会不会记错？
　　她说怎么会，那一年小奇 （男婴）出生。到今天，这个故事中的所有人，就只剩下我一个了。等我离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我在沉默中流泪，又与老人微笑着相拥。
　　苦与乐一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底色，它沉静地流淌在每个人的心底，无声地来，无声地去。
　　唯有对于当事人，那哽咽的泪水与喜极而泣的笑容才是真实的，它们是每个人活着的证明。
　　1969年，这个小小的家庭从西吉回到山西“猫起来”。
　　这一年，距离工作问题的解决，还有3年。
　　距离改革开放，还有9年。
　　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56年。 ●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