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到死丝方尽

　　 韩国华（1924—2016）山西襄垣人。1941年参加工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至1951年7月，分别在长治华丰铁厂、长治军工二分厂任材料收发、保管；1951年 8月至1954年12月，先后任长治三〇四厂公安科内勤、保卫科副科长；1955年1月至1957年5月，任山西省公安厅第七处副科长；1957年6月至1959年5月，任华北煤田地质勘测局一一九队保卫科科长；1959年6月至1960年6月，任阳泉矿务局地质处副处长；1960年6月至1962年5月，任阳泉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1969年，任湖南湘勘一队党委书记；1979年，任煤炭部地质总局干部学校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
　　
　　 讲述人：韩太生 讲述时间：2022年8月20日 整理人：江雪
　　
　　在抗日烽火中历练成长
　　
　　1924年农历正月十一，我父亲韩国华（也叫韩金鑛）出生在襄垣县王桥镇返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我爷爷韩春景去世，当时我姑姑九岁，大伯六岁，父亲只有三岁。
　　听父亲说，1938年4月，日本鬼子从潞城牛王岭下来，第一次到襄垣县返底村“扫荡”。因为返底村附近的黄碾、小河堡、东周都有日军的炮楼，日本鬼子到黄崖洞“扫荡”也经常路过返底村，我奶奶经常带着大伯、姑姑和父亲“躲反”，他们在山上废弃的土窑洞里一躲就是好几天。
　　1941年，八路军工作团秘密来到返底村，当时，共产党的区政府就驻在村里，区公安助理叫解希荣。他看我父亲机灵且靠得住，就经常派我父亲往敌占区襄垣县关道村送信。父亲把情报交给南里信的通信员，再由南里信通信员把情报送到襄垣城里。这时候，父亲已经成为一名地下通信员。百团大战打响后，父亲经常跟着八路军游击队参加破坏鬼子的公路、铁路行动。1942年8月，十八岁的父亲在区政委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父亲担任了村里的公安员。1944年，年仅二十岁但已被革命历练出来的父亲担任了返底村副村长，一直到1946年5月。
　　父亲担任副村长期间做了很多抗日革命工作，也参加过一些战斗，比如解放河南新乡的战斗。但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动员村民参军，组织人员运送伤员、物资，发动村民为八路军做军鞋，支援前线，破坏鬼子的铁路，抬铁轨，支援八路军工厂用料等。听父亲说，有一次，区里组织民兵夜里到五阳矿破坏鬼子的铁路，被日本鬼子发现了，鬼子立即向他们追来。父亲他们人少，不敢硬拼，只好赶紧撤退。好在大家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三绕两绕，都跑了回来，有惊无险。
　　我父亲的堂哥韩有其，我叫他六爹，就是我父亲动员去参的军。我六爹参加过很多次战役，比如上党战役、挺进大别山，获得过很多战斗英雄奖章、奖牌。
　　
　　服从组织安排，做一块有用的“砖”
　　
　　抗战胜利后，位于黎城黄崖洞的兵工厂迁移到了长治潞州区塔岭山下的南石槽村。当时，解放战争刚拉开序幕，战场上急需各种武器。1946年6月，我父亲被调到华丰铁厂 （后移交长治兵工厂一分厂，即淮海工业集团）。后来，父亲又经历了几次调动。1955年1月，被调到山西省公安厅七处，担任副科长。我就是父亲在太原工作时出生的，所以我的名字叫“韩太生”。1957年7月，公安厅七处被撤销；8月，父亲被调到了华北煤炭地质勘探处，担任保卫处秘书科长。因为父亲喜欢跑野外，1957年6月，又被调到了华北煤田地质勘探局一一九队保卫科，担任科长。那两年，父亲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父亲的努力下，1959年一一九队保卫科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9月，父亲参加了全国公检法政治先进代表大会，还获得了一枚奖章。
　　1959年6月，父亲被调至阳泉矿务局地质勘探一一九队担任副队长；1962年6月，父亲被调至山西省煤炭管理局地质勘探局一一九队任副队长；1964年，父亲又被调到山西长治一一四地质勘探队任队长兼党委书记。当时一一四地质队驻地在高平赵庄煤矿附近，是一个亏损单位。父亲到一一四地质队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让地质队扭亏为盈。1966年2月16日，父亲参加了全国基本建设大会，一一四队因为扭亏为盈成为典型，受到大会的表彰。在这次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与代表们合影留念。父亲把那张照片装裱起来，一直挂在家里很多年。
　　1966年，毛主席提出要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父亲所在的一一四地质队按照上级要求，需到南方勘探新的煤炭资源。一一四地质队职工大多是北方人，不愿意到南方去。但父亲党性原则很强，认为革命工作就是党要求到哪里就到哪里，便带队去了江西；过了半年，一一四地质队又整队到了湖南。
　　1969年，我父亲离开一一四地质队，调至湖南湘勘一队，担任党委书记。湖南湘勘一队在父亲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都非常出色，1978年2月被煤炭部和湖南省命名为“大庆式企业”。父亲参加了全国“学大庆、赶开滦”群英大会，受到首长的接见，获得了煤炭部功勋奖、湖南省先进标兵等很多荣誉。当时，获煤炭部功勋奖的，全国只有十个。几年后，父亲被调到煤炭部一七三地质队，担任书记；1979年，又被调到位于河北涿州市的煤炭部地质总局干部学校，担任党委书记。
　　父亲是1984年离休的，因为老家在长治襄垣县，落叶归根，异地安置在长治市一一四地质队家属院。父亲就在这里一直住到他去世。父亲这个家虽然简陋，但父亲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稳的一段时期。
　　地质队主要搞勘探工作，说通俗一点儿，就是找矿。父亲一生如浮萍漂泊，哪里有矿就到哪里；又如一块砖，祖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他从没有叫过苦，也从没有埋怨过。
　　
　　无私奉献 甘为他人照前路
　　
　　我父亲为国家奉献了一生，却被我母亲埋怨了一生。
　　父亲在长治兵工厂时，与同是返底村老乡的母亲结了婚。当时，厂里没有房子，他们借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我母亲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我上边原来有一个哥哥。当时父亲每天忙于工厂的工作，根本顾不上家里的事情。我哥那会儿只有几个月大，一次感冒发烧，母亲叫父亲找医生。父亲到医院找了医生，告知医生地址后就着着急急地去了厂里。母亲在家里急得团团转，再加上没有经验，等医生来了，哥哥已经不行了。
　　我下面还有过一个弟弟，也没有活下来。当时父亲在一一九地质队工作，队部家属区离阳泉市里比较远，从队部到市里医院走近路要翻过一座山。那年，弟弟生病住院，治疗得差不多了，准备出院。母亲对父亲说，你跟队上要辆车接孩子出院吧。父亲那会儿是副队长，地质队也有车，但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弟弟胖，父亲用小被子包着刚出院的弟弟爬山路，不一会儿便走出了一身汗。天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弟弟的小被子掉了，匆忙赶路的父亲却没发现。那天晚上，弟弟因为吹了山风而复感，高烧不止，没来得及送医院就没了。
　　1975年到1977年间，住在湖南的母亲因为不适应当地气候，经常生病。每次去耒阳中医院看病，都是我和父亲拉着板车接送。耒阳中医院距我们住的地方有七八里路，而湖南湘勘一队有两辆吉普车，我那时已参加了工作，就在队里开车，但父亲从没跟队里要过车，也不允许我开队里的车送母亲去看病。严以律己，对于父亲来说绝不是一句空话。公家的便宜再小，父亲也不占；但单位同事的事再小，他也会想办法去解决。父亲担任湘勘探一队党委书记期间，非常关心职工群众的生活。当时队里有一部分职工家属虽有城市户口，却没有工作，家里孩子多的，经济自然就紧张。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想方设法建了一个五七工厂，从修配厂抽调一部分技术工人过去，然后将很多没有工作的家属安排进厂上班。五七工厂主要负责修理旧钻头和钻具，废物利用。厂里买来建桥工地的废旧钢筋，加工成钢粒。钻头打钻时，把钢粒撒进去，钢粒有棱角，可以增加钻头与石头的摩擦力，提高钻探效率。
　　还有一部分职工家属在农村老家生活，职工们想家，难以安心工作。父亲就设法筹集资金，在附近农村买了几座山、一些田地，还有水塘，让这些家属迁过来，种田、养鱼、种茶油树、养家禽，一举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职工情绪稳定了，工作积极性也提高了。
　　父亲总想着工作，想着同事，唯独想不到自己。我母亲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居无定所，吃了一辈子苦，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到老，连养老金都没有。
　　因为父亲工作上的 “颠沛流离”，我也只能跟着“漂泊不定”。我在山西阳泉一一九地质队子弟学校上过学，在高平县赵庄村学校上过学；十二岁时，我跟随父亲到了湖南怀化，在怀化芦阳镇小学上学。1974年，我在湖南参加工作，开汽车，很辛苦。当时队里有很多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父亲却从来没有想起过我。
　　
　　终身学习吐尽最后一口“丝”
　　
　　2016年4月2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他写下的三十五页共十万多字的 《返底村村史》手稿。因为我在涿州上班，而父亲在长治生活，父亲什么时候有了写村史这个想法，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写了多久，改了多少遍，我不得而知。留下来的两本手稿，第一本封面上写着四个字“想写村史”。看着这几个字，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无法想象，是什么支撑九十岁的父亲完成这样庞大的写作计划的，他又是怎样趴在桌上一字一句写的。这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缕丝”，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片爱。
　　村史手稿一共两本，第一本有少许地方进行了修改批注；第二本大概是父亲誊写下来的，非常整齐。遗憾的是，这一稿只誊写到了第十页——父亲没有来得及完成就离开了……
　　我细细翻看了父亲写下的村史，尽管我是外行，也忍不住为父亲的认真、仔细而心生敬畏。整本村史内容详细，结构安排得当，对于研究返底村的历史很有价值。
　　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学习。小时候家里穷，父亲只上过两年冬学。他所掌握的知识，全靠自学。父亲喜欢写日记、做笔记，留下了厚厚的一摞笔记本。父亲的笔记本中，还有几个摘抄本，其中一本，是父亲抄写的关于老一辈革命家 “家规家风”或者廉洁自律的文章，如《贺龙同志同群众共甘苦》《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周恩来的十条家规》《刘少奇同志的 “四不准”》《陈毅与亲属》《任弼时“三怕”可做座右铭》《彭德怀——招待的电影我不看》等等，父亲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抄到90年代。
　　读父亲的摘抄本，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以前我很不理解的父亲的一些做法，现在我在这个摘抄本中找到了答案。
　　一篇关于贺龙的文章，大意是这样的：贺龙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把儿子送到农村参加劳动。儿子第一次回家，贺龙摸摸他的手掌，说，手光光的，还不行。儿子只好继续下乡劳动，直到手上磨出一层老茧……我一直想上大学，但父亲却让我开汽车、当司机，做了一辈子基层工作。联想到贺龙对儿子的教诲，我明白了父亲——国家领导人克己奉公的做法早已为他树立了榜样。
　　（下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