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开混沌得乌金
韩兴华（1919—2004）山西新绛人。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寿阳教导团决死三纵队；1938年3月，任新绛县牺盟会特派员；1940年1月，任新军二一二旅五十四团三营十一连政治指导员；1954年从临汾公安处调任阳泉裕民煤矿矿长、书记，劳改支队政委、支队长等职。1983年离休。
讲述人：韩德生 讲述时间：2022年9月16日 整理人：张玉
烈火淬炼初心
我父亲韩兴华，1919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新绛县。他原名韩辅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韩兴华。父亲改名是取振兴中华之意，他的名字可谓改得名副其实。父亲是穷人家庭出身，于1937年2月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建立新中国，父亲跟着大部队转战南北，参加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十多年的战争生涯，磨炼了父亲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坚定了父亲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54年，父亲从临汾公安处调到阳泉裕民煤矿（后改名阳泉荫营煤矿、山西省第二劳改支队、阳泉第一监狱等），先后任矿长、书记，劳改支队政委、支队长等职，在这晋察冀咽喉的刘备山下、桃河之畔扎下根基，担负起了惩罚、改造罪犯和煤炭开采的双重任务。那时的矿区，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自然环境恶劣，当时的矿区民谣是这样唱的：“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我父亲接手组建不久的阳泉裕民煤矿后，就带领全矿一班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在艰难中前行。建矿初期，省里要在矿上召开煤炭生产会议，矿上连接待参会人员吃饭的多余餐具都没有；经请示上级后，才从太原宾馆拉来了盘子、碗等餐具，开完会后又给退还回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百废待兴。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被国家列入首要发展的工矿生产项目。那是在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煤炭的需求量剧增，而矿山原有的基础十分薄弱，开采技术落后。为了获得最大效益，我父亲及一班人带领管教人员，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煤矿的开采由手工发展到半机械化，再到机械化作业；运输由初期的人力、畜力到改用索道和汽车，再到火车专线，煤炭开采走上了快车道。
在担任监狱长、矿长的数十年时间里，父亲一直与时俱进、勇往直前。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步，他带着阳泉一监走过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的艰难征程，改造罪犯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矿山建设取得了辉煌业绩。他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在高墙电网中写下了众志成城的诗章，用忠诚谱写了使命和责任担当。1993年，我父亲被司法部授予 “司法行政一级金星荣誉奖章”，1994年被煤炭工业部授予 “长期从事煤炭事业纪念奖章”。这“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光辉岁月，令人难忘。
熔炉锻造党性
父亲是实实在在干事的人，他教导我们做人做事都要有信念。父亲不仅自己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作风，而且常常教育我们不能丢了这份优良传统。矿长和监狱长的双重身份，以及煤炭生产和罪犯改造的双重冶炼，锻造出他坚如铁石的党性。
有一次，公安部通知父亲去北京参加“两劳”工作条例起草预备会议。当父亲兴冲冲来到公安部门口拿出证件报到时，却被门卫拦住不让进去。后经领导核实后，门卫才道歉放行。父亲问他：“为什么不让我进会场？”他说：“你不像个领导干部，穿着朴素，又没有戴手表。”我母亲生平的心愿是买一块手表，穿一双皮鞋，但直到她五十九岁去世都未能如愿。小时候，家里的煤不够烧，作为一矿之长的父亲，宁愿家里冷些也不让我们占公家的便宜。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只好在灰渣堆中捡煤核儿回家用。有一年冬天，家里窗户上的一块玻璃碎了，我们想先去维修组要一块公家的玻璃装上，父亲不让，叫我们先用毛头纸糊上窗户。
父亲对我们很严格，但对职工却十分关心。当时矿上的生产任务非常繁重，运输是个瓶颈，为了高效安全地完成运输任务，父亲要求每天给加班的司机们吃一顿“加班餐”以补充营养。父亲经常到食堂查看饭菜质量，看大家是否吃饱、吃好。司机师傅们都感动地说：“哪有这样的领导，对我们这么关心，他自己又不吃，看着我们吃完了，他才回去。”这就是我们的父亲，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
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记得有一年，上级给矿上分配来了几名中专生，父亲如获至宝，亲自坐着大卡车到太原把他们接到矿上。学生们以为接他们的人是矿上的一般工作人员，结果在第二天的欢迎会上才知道原来昨天接他们的是矿长、书记，非常感动。
1970年，父亲到闻喜县插队，离开了他付出十几年心血的煤矿。我两个妹妹也跟着父亲到闻喜插队。当地的条件特别艰苦，缺水少煤，他们就自己劈柴、挑水。为了生活，父亲和妹妹们学会了编筐、扎笤帚，能自己制作简易的生活用品。我大妹那时才十二岁，小妹才八岁。有一次，队里的几个知青带我的两个妹妹去摘枣（村里栽的枣树），摘完之后，他们让妹妹们各装了一裤兜的枣。山路崎岖难走，天又下着小雨，妹妹们回来时鞋袜都湿了，又累又饿；可刚到村口就碰到父亲——父亲让她们把枣掏出来交给大队。村里的队长和知青们都说让孩子们吃几个枣不算什么的，但父亲坚持不许，说不能从小养成占公家便宜的习惯。妹妹们只好委屈地把枣上交了。
1973年，父亲调任新绛县公安局局长。我三姐当时在新绛纺织厂织布车间工作，很辛苦。她央求父亲给她调换一下工作。父亲严肃地说：“别人能干，你就能干。”从此三姐再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她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厂、运城地区劳动模范。1977年，三姐代表车间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表彰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被选为“山西省第四届党代会代表”——直到这时，父亲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1979年，父亲因工作需要回到阳泉第一监狱担任党委书记。按照政策，我的两个妹妹可以随父亲回到阳泉。她们都在阳泉长大，对这里感情很深，特别想回到自己从小生活的地方。可是父亲不让，他对妹妹们说：“两个姐姐已经都在老家扎根了，你们也留在这里吧，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妹妹们当时是有怨言的，尤其是小妹。小妹从小崇拜父亲，喜欢警服，觉得在公检法系统工作是神圣而光荣的。她希望父亲带她回来，回到阳泉一监，安排她从事喜爱的警察工作。父亲的拒绝让小妹很失望，她赌气要凭自己的本事进入公检法系统。最后，小妹真的靠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新绛县公安局，成为一名民警。考上后，她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很高兴，嘱咐她好好干，小妹的委屈也就烟消云散了。小妹在工作中很争气，曾荣获“运城市三八红旗手”“运城市劳动模范”等称号。
患难愈见深情
我母亲杨万娇，1918年6月生，比我父亲大一岁，是一位裹着小脚、没有文化的地道农村妇女。我父母的婚姻其实是包办婚姻，结婚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于1936年结婚，婚后不久父亲便参加牺盟会到了寿阳。父亲这一走就是八年，音讯全无，一大家子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肩上。八年来，母亲既要照顾爷爷奶奶，又要照顾当时年龄还小的姑姑叔叔，还要纺花织布，补贴家用。20世纪30年代末，一场伤寒病席卷了全村，爷爷全家都病倒了，只有母亲没有生病。母亲每天熬药做饭，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伺候生病的家人，使全家人顺利康复。姑姑们和母亲特别亲，不管母亲叫嫂子，而叫姐姐。
1945年，日本投降了，可父亲仍没回家来，周围人都说父亲怕是九死一生。父亲和母亲又没有孩子，大家便劝母亲趁年轻改嫁，但母亲执意不肯。直到一位老乡捎回来父亲的一封家信，大家才知道父亲还活着。原来那时父亲在战争中身负重伤，一直在晋东南养伤。我母亲喜极而泣。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抓捕八路军家属。母亲得知消息后，让舅舅赶着小毛驴连夜护送她前往晋东南解放区，走了好几天，半路上毛驴也被炸死了，才在晋城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了父亲——夫妻重逢在太行山上。1947年，他们有了我的大姐，因为她是在晋城东沟出生的，所以小名叫东生。
父亲非常孝敬老人。20世纪70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父母工作也很忙，但他们仍挤出时间回老家看望长辈，每次去总会买一些当时我们认为非常好吃的东西孝敬老人。说实话，那些东西我们在家里是吃不到的，也只有在奶奶那里才能跟着分享一点儿。
叔叔和父亲分家时，和父亲商量说奶奶跟谁过就多给谁一间半房子。父亲说：“我不要房子和家产，只要老人。”这在村里一时传为佳话。
父母的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在父亲年迈多病不能自理时，我们姐妹们争相照顾他。我们一家人以行动尽孝，喂饭、洗涮、端屎倒尿，我和我爱人更是每晚守在床前。父亲长期卧床，大便干燥，我爱人经常用手为父亲抠出大便，以尽量使父亲少些痛苦。父亲卧床几年没有生过褥疮，家中没有一点儿异味。孝敬老人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组织却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2007年，我爱人荣获“阳泉市十佳好儿媳”称号，2010年荣获“山西省敬老好儿女”称号。
我们兄弟姐妹关系融洽，父母在世时尽孝，父母走后互助。我三姐婆家在农村，她既要伺候年迈的婆母，又要抚育儿女，生活较辛苦；她女儿考上大学之后，她在高兴之余又为学费犯了愁。我主动为外甥女垫付了学费和生活费，帮三姐渡过了难关。三姐儿子结婚的时间因故定得仓促，小妹主动拿出她为嫁女儿准备的棉花，大妹张罗着买被里、被面，大姐和二姐组织姐妹们不分昼夜加工缝制，几天工夫就将几床结婚用的被子、褥子整整齐齐摆放在了外甥的婚床上。斗转星移，如今三姐的儿女都非常优秀。2019年，三姐家被评为“三晋最美家庭”，受到山西省妇联的表彰。三姐常说：“没有姊妹们的鼎力相助，就没有我家的今天。”
父母倡导的家风，让我们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互谦互让；我们对家风的传承，让我们的子女知书明理、忠孝仁义。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一家有事，便是大家之事，所有家庭成员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只要兄弟姐妹在，我们什么都不怕。我每年都会组织大家聚会，大家谈工作、谈理想、谈生活，既促进了大家庭每个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又在潜移默化中把优良的家风传承了下去。
薪火代代相传
1970年，我进入阳泉一监参加工作。一看到壁垒森严的高墙，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便从我胸中升腾而起。我知道这里是光明与黑暗的交界，是正义与邪恶较量的战场，是国家与人民的坚盾，是幸福与安宁的保障。这里充满危险，但我不怕，我有父亲的教诲，有家风的传承，我愿以父之名，以满腔热血为誓，将青春奉献于这个养育我长大的地方！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直面罪犯时内心的紧张，记得第一次制作法律材料时的忐忑，记得第一次值班备勤时的孤单，记得第一次因为加班一月不回家时的无奈。我也记得第一次送走刑满出狱的罪犯时，他哭着说“谢谢您”时的成就感；记得第一次送别因公牺牲的战友时内心的悲伤。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也已经过了耳顺之年。回眸当年岁月，我在监狱系统基层一线辛勤工作已有四十多个年头。在这一万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从医院护士、狱警、干事、科长各个身份角色中几经转变，一路走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原则，始终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狱人民警察要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影响着身边的人，我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我想，我无愧于我的父亲。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阳泉一监工作，我儿子现在是看守大队副科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尽管岁月流逝，但我们这个“警察世家”的家风和从警初心始终未变。阳泉一监这个特殊的地方，见证了我们家族的成长历程，是这地下埋藏了千万年的乌金熔炼出我们火红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