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以家风训后人
杨忠信（1923—2017） 山西灵石人。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二大队二营书记员兼营长秘书、西北军政大学担任营教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团级指导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舰炮指挥仪专科主任、原子工程系教务主任、工程学院教务处处长，太原市物资局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太原市物资管理局副书记、副局长等职。1983年离休。
讲述人：杨爱国 杨开国 讲述时间：2022年8月13日 整理人：赵建雄
戎马一生报家国功勋卓著励后人
我们的家庭，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革命家庭了。我们有自己的家风：“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忠贞爱国、自强不息。”这是从我们的父辈那里传下来的。多少年来，在父母革命精神的熏陶下，在十六字家风的训育下，我们兄弟姐妹，包括后辈儿孙，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砥砺前行、踏实工作，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我们的父亲叫杨忠信，1923年8月生于山西省灵石县南关镇董家岭村。父亲名如其人，忠于祖国忠于党，守信践诺为人民。父亲从小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参加革命后，立功受勋无数。离休后，他仍然心系国家，以家风训诫后辈，要求我们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1937年10月，十四岁的父亲投笔从戎，参加山西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五团一营二连；同年1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父亲经历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汾孝战役、灵石罗汉阻击战、忻口会战、雁门关战斗、晋西南战役等战争的洗礼。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西北和西南的解放。
父亲戎马一生，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1937—1945）、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纪念章 （1940）、国庆五周年天安门广场观礼台纪念章（1949—1954）、西北人民功臣章（1950）、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 （1957）、“朱德青年队”模范奖章等等，还有解放华北、西北、西南纪念章各一枚，全国人大慰问章一枚。这些奖章是父亲几十年南征北战、为革命奉献的珍贵纪念和见证。
我们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功勋卓著；在解放战争和国防建设中殚精竭虑，成绩斐然。父亲给我们兄弟四个分别起名爱国、开国、卫国、建国，寓意永远热爱我们的祖国、庆祝新中国的诞生、纪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迎接并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他的荣耀和自豪，这也成为我们杨家教育后代的“传家宝”。
廉洁自律扬正气勤俭朴素做表率
讲述人：杨爱国
我是杨爱国，我小时候亲眼见过这样一件事，令我深受教育。当时，我父亲已经转业到地方，担任太原市物资局副局长。有一次，父亲单位的一个同事，为了找父亲办事，趁父亲不在家时，悄悄给我家送来一麻袋农科院培育的新品种苹果——当时这苹果可是紧俏货，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我父亲回来后，看到这一袋苹果，问清了来历，不由分说，严肃地批评了家人，并立即叫来那位同事，让他把苹果拿回去。临了，父亲还语重心长地教育那位同事说：“我理解你的心情，要办事可以，但你不要送礼，这是在搞歪风邪气。你的事如果符合国家政策，我会给你办的；如果不符合国家政策，就不能办。我们不能违反原则。”那位同事听了，心悦诚服地走了。
我在边疆工作时，父亲经常给我写信，嘱咐我不要讲吃论穿，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要有远大的革命目标，要关心国家大事，要积极靠近组织，要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要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父亲用一封封家书教育我在边疆安心工作，我也从来没有叫喊过苦和累，更没有主动提出过调回内地的想法。
我有两个孩子，老大在国家某机关干财务工作，老二在某研究院负责管理设备。父亲总是担心他们犯错误，经常语重心长地和他们谈心，只要一见到我的两个儿子，就会告诫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头脑清醒，你们大大小小都是手握实权的国家干部，国家培养你们不容易，你们一定要让领导和同事们充分信任。一定要做到账目清楚，管理好财物；一定要坚持原则、遵纪守法，不要占国家便宜，不要损害集体利益，绝不能贪污受贿；要廉洁自律、努力工作，多为国家做贡献。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不仅是单位的业务骨干，而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从来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行为，领导和同事对他们都很认可。这些，都得益于我父亲的谆谆教诲。
1983年12月，父亲离职休养。在资深老干部中，父亲的工资收入算是比较高的，但他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还经常教育子女，要俭以养德，要不忘初心，要恪尽职守。作为一位老资格的离休干部，父亲可以享受副省级的医疗待遇，平时买药可以实报实销。但父亲从不允许家人们用他的医疗本买药报销。有一次保姆感冒了，想用他的医疗本买些药，他都不同意，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父亲说，占国家便宜的事咱们不能做。有时候，家人们想购买一些药放在家中作为常备药品，但父亲坚决不让多买。有一次，我儿子买感冒药时多买了一盒，父亲知道后，硬是逼着他的小孙子去药店退药。父亲说，买回药来一时不用，过期了就不能吃了，这会给国家造成浪费。这些事情在一般人眼里，似乎过于小题大做，但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他并不是小气，也不是不近人情。
父亲一生粗茶淡饭、布衣简服，不贪图享受安逸，但国家、人民遇到困难时他却很舍得。2003年发生“非典”、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父亲虽然早就离休了，但他还是最先捐款捐物，而且还是单位捐款捐物最多的人。即使是平时，他也总是为山西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捐书捐款，累计金额达万元以上。2005年在纪念贺龙中学建校六十周年的时候，父亲主动为贺龙中学捐款，并担任了贺龙中学西北军政大学山西校友会的会长。
父亲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全家。生活上，父亲一以贯之地发扬了延安精神。父亲有一件白色的衬衣，早就破旧不堪了，领口袖口打满了补丁，父亲说，洗得干干净净就可以穿；一件旧毛衣，已经开线了，父亲说，缝一缝再穿；父亲的鞋和袜子也常是带补丁。父亲永远只穿一身黄军装，总是保持军人挺拔的形象，一件蓝色呢子军官上衣，穿得掉了颜色了，还要染成黑色继续穿。我跟弟弟妹妹们多次劝他换一件，他却说，还是旧衣服穿着舒坦、熨帖、压风。
父亲退休以后，还经常参加一些老干部的会议和学习活动。他每次出门时背的那个帆布挎包，已经使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满是补丁，破旧不堪，但父亲就是舍不得丢掉换新的。直到有一次，我爱人软磨硬泡，送给他一个样式相仿的黑色背包，他才替换下旧的。
父亲一生疾恶如仇，十八大以后，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父亲虽然早就离休了，但他依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和优秀军人的本色。父亲不惧邪恶，不怕报复，以真名实姓跟某些贪污腐化的官员进行了长期的、殊死的、大无畏的斗争，一身正气战胜了邪恶，最终依靠党的制度、国家的政策、人民的力量将那些贪污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父亲的这种精神，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许，也受到有关领导的表扬，上级部门曾授予他“反腐英雄”的称号。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后辈说，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无论生活多么富裕，我们家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廉洁自律的风气永远不能抛弃。他的这种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全家人。
理想信念永不丢自强不息守初心
讲述人：杨开国
我叫杨开国，是杨忠信的二儿子。近些年来，随着对父亲的深深怀念，我曾特意整理撰写过一些有关回忆父亲的文章，里面许多事都是父亲亲口给我们讲过的。它既是对我父亲一生比较详细的总结，也是我们全家教育子女的“活教材”。
父亲曾经多次给我们讲述过他当年经历的艰苦岁月。父亲十四岁参军，当时在部队每天吃的只有黑豆和高粱，没有蔬菜，几百个人的伙食，二斤干萝卜就算是菜。后来他当了排长，每月可领到二元五角的津贴——当时总司令的津贴是五元，当兵的是一元——因为没菜吃，黑豆和高粱又不好下咽，他就把津贴全部买成辣椒，顿顿靠辣椒就上黑豆、高粱米下饭，结果吃得腹胀，大便拉不下来，非常痛苦。但是再艰苦，父亲也没有想过要离开部队回老家。父亲说，因为他深深地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他知道自己当兵的初衷就是要跟着共产党打败小鬼子，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父亲说，决死队刚成立时，只有些大刀片之类很简陋的冷兵器。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有人说，连我们正规军都打不过日本人，你们八路军就凭这点装备能顶什么事，只能是白白送死。但父亲他们就是凭着一腔青春热血、一种理想信念、一个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誓死与日本侵略者干到底。在抗战中，父亲所在的决死二纵队为抗日救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0年5月，父亲在太行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四团学习，并先后担任八路军区队长、书记、政治指导员、区委正副书记等职。1940年8月，父亲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太谷县白圭镇到晋城的一段铁路实施破坏，那条铁路叫白晋铁路。他们乘着夜色拆铁轨、抽枕木，点火烧，破坏鬼子的运输线，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1941年冬天，日本鬼子开始对部队的游击区进行大“扫荡”。父亲所在的部队开到河北邢台一带。为了躲避日寇的搜山，那段时间他们与鬼子玩起了捉迷藏，经常在鬼子队伍的缝隙中穿来穿去。他们每天只能吃点酸枣面充饥，实在没有吃的了，他们就集合起来去打鬼子的一个据点，缴获点吃的，然后转移。那是抗战期间最艰苦的一段日子，尽管父亲目睹了不少战友被残酷的战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但他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当“逃兵”的念头。
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他当年九死一生的经历：他最难忘的是他刚满十四岁，首次参加与日寇在灵石罗汉的交战，排长发现前边左侧新兵班战友在战壕里太密集，让他去通知这个班的战友不要扎堆，要拉开间距，防止鬼子炮弹的集中杀伤。当他起身还未跑两步时，只见一位老兵迅速将他扑倒在身下，紧接着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左侧的三位战友身负重伤，两位战友牺牲。父亲说，我虽然毫发未损，但为我挡弹片的老兵胳膊却受了伤。还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他染上了严重的伤寒，无法跟着大部队转移。他独自躺在一个破庙里，手里攥着一颗手榴弹。当时他想，万一日本鬼子来了，就与他们同归于尽，绝不当俘虏。当时，父亲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幸好有一个四川籍的炊事班长返回来取东西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老班长便从老乡那里找来一头毛驴，将父亲驮到战地医院，父亲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1942年，父亲到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二大队二营当了书记员兼营长秘书，成为抗大第六期学员，毕业后留校当了干部。1942年底，经过日寇的两次大“扫荡”，党中央觉得当时已不适合再办学校，于是在1943年1月决定将选拔出的一批三年以上的老干部调回延安进行整编。父亲一行经过好多天的长途跋涉，其间多次与敌人交火，数次躲过敌人的盘查、搜捕，才与交城山里的抗日游击队接上了头。游击队的罗贵波司令员派了一支小分队护送他们通过鬼子的封锁线，他们这才安全到达延安。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从延安瓦窑堡下山，到了吕梁兴县蔡家崖。当时中央的政策，要求干部地方化，父亲就留在了晋绥边区工作。当时八路军的随营学校（1947年改为贺龙中学）刚刚成立不久，由贺龙将军担任校长，计划以文水中学为基础开始招生，以扩大革命队伍。1947年春，父亲率部队来到山西吕梁离石县大武镇，条件极其艰苦。1948年6月，组织上派父亲率领两个班的民兵，到交城、汾阳一带，参加晋中和晋西南解放战役——汾孝战役。这离父亲的老家灵石县已经很近了，父亲却以部队为家，一心杀敌，全身心投入战斗，一次都没有回过老家。
（下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