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娃”的红色途程
赵芝悦（1924—2006） 山西省昔阳县赵壁乡西平原村人。1944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民兵指导员，村长，昔阳县五区、七区助理员及县政府干事。解放后，历任昔阳县一区副区长、三区区长，昔阳县政府农建科副科长，榆次专署农建科科员，榆次县副县长，寿阳县县长，晋中地委财贸部办公室主任，寿阳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襄垣县县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山西省革委农林水利局水利处副处长，吕梁地区核心小组成员，中共吕梁地委常委，吕梁行署副专员等职。1985年离休。
讲述人：赵春波 讲述时间：2022年8月28日 整理人：孟志平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我的父亲赵芝悦，1924年出生在昔阳县赵壁乡西平原村一户穷苦农民家庭。扛长工出身的祖父原本以为儿子也会和自己一样，一辈子做个“好受苦”人，于是为父亲起名“忙小”。后来我头一次随已任县长的父亲返乡，听到村人亲切地呼父亲“忙哥”，觉得既新奇又好玩儿，便也淘气地叫他“忙爸”。父亲的童年的确够忙的。祖父虽不识字，但知道文化的重要。正好有几年年景好，没有分家的祖父和叔祖父汗珠摔八瓣，多打了几斗粮，靠自学识字的叔祖父便执意送父亲到村小学念了三年书。到九岁时，父亲便从放牛开始，在祖父的调教下学习种地务农。祖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 “庄稼把式”，青葱父亲的“二把刀”当然入不了祖父的法眼，由不得就要上手教训，叔祖父便红了脸百般回护。父亲晚年忆起这些时总是感慨万千，艰辛的少年岁月磨炼了父亲的体魄和意志。
贫寒出身的人总是距穷人的组织最近。叔祖父是1938年的老党员，父亲受叔祖父影响，十六岁便投身抗日游击战争，十九岁回村组建抗日民兵组织，先后任民兵指导员、村长。二十岁，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参加革命起，父亲就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职务的升迁、工作的历练，让父亲立场更加坚定，对党更加忠诚。
1964年9月，父亲由襄垣县长转任县委书记。次年恰逢大旱，县委发动全县担水抗旱。不少人说风凉话：抓住担杖钩，放走漳水流，真叫端着金碗讨饭吃。原来县里于1960年在浊漳河西源干流上建成后湾水库，但其干渠配套工程一直没有完成，导致8270万立方米库水年年白白流走。农民群众心疼地说：“上游淹了几万亩，下游不浇一半亩。”父亲听在耳，念在心：“这既是群众对县里的批评，也是大家渴望修渠的心声。民有所呼，咱有所应。大旱之年县委决策续修干渠，一定能得到群众的热情响应。”
但动工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此前国家为续建干渠投资307万元，投工94万个，由于依赖思想严重、管理不切实际，五年中断断续续三次开建，却仅完成总工程量的三分之一。工程再度上马，全县上下疑虑重重，阻力不小。父亲为此数日不眠不休，发动县委一班人激烈争论，统一思想。大家总结抗旱中依靠群众兴修水利的经验，县委组织县乡干部到河南林县红旗渠参观，激发出大家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思想统一后，大家热情高涨，群策群力，挖空心思出主意想办法，渠线设计因地制宜，工程施工精益求精，后勤管理精打细算，打了一场漂亮的水利歼灭战。干渠工程1965年9月20日开工，10月20日竣工，投资60余万元，完成24公里干渠配套工程，扩大水浇地5万亩。加上其他小型水利保浇的5万亩，全县15万人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大家高兴地说：人心齐泰山移！没花多少钱，一个月一万多人居然干成拖了五年没干成的事！咱县也端上稳产高产的“铁饭碗”了。干渠竣工剪彩通水时，不少老人背着干粮步行数十里赶来参观，还有人在家门贴出对联：胜天渠气死老龙王，幸福水灌溉革命田。当年11月27日的《山西日报》刊发《一场显示了突出政治威力的水利工程》的长篇通讯报道这件事，并配发社论《一个多快好省的范例》。
做官易，做事难。面对事功繁累，许多人可与共成不可与虑始。回顾当年那场水利决战，四十一岁的父亲作为领头人压力应该超大，但他没有退缩。父亲说：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组织把咱放在岗位上，就要倾听人民呼声，全心全意为群众干事。后来父亲调任吕梁，在横泉水库建设、小流域治理、四荒地承包等重大决策中，都沿用了后湾的经验。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父亲一生有“三亲近”，这应该是和他的出身、经历相关：亲近农民、亲近军人、亲近有学问的人。父亲生在佃户家庭，昔阳一带称扛长工的为“砍觅汉”，父亲从小给财主家放牛，财主家就叫他“小觅汉”。他知道农民的苦和乐，所以特别亲近农民。参加工作后，尽管换过不少岗位，但他几乎一辈子都少不了和农村农业农民打交道。
应该是受毛主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影响，父亲他们那一代工农干部的工作习惯一向是点面结合：下基层蹲点获取经验，然后在面上推广。“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是他们的口头禅。1963年，父亲初到襄垣，熟悉情况后便一竿子插到底，选择去全县最偏远的马家东岭公社白堰底大队蹲点。到次年7月晋东南地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时，父亲向大会作《我尝到了蹲点的甜头》的汇报。为此，新华社记者冯东书曾发出通稿《赵县长蹲点》。《山西时报》1964年8月29日刊发记者闫振华、连治水采写的人物通讯《劳动人最爱劳动人——襄垣县县长赵芝悦蹲点的经过》，并配发短评《真假蹲点的分界线》。
父亲蹲点不是蜻蜓点水式，而是背着铺盖卷通过访贫问苦，住进村里最困难的人家，和村里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刚进村，大家还显得生分，背地里叫他“县太爷”“七品官”，直到他和大家一起出工劳动，一起担粪间苗，知道他原来也是种地的行家里手，大家才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自己人。
1965年10月16日，《山西日报》刊出《襄垣县大批干部到基层长期蹲点》的消息。文章对父亲蹲点作出小结：县委书记赵芝悦从去年1月起，第一个选择离县城最远、工作最差的生产大队蹲下去，摸索改造落后队的经验。他在那里和群众一起担粪，一起放羊，一起割麦，一起生活，住在哪家就给哪家担水、扫院，普遍访问贫下中农，倾听他们的意见，请他们出谋献策。他的这种作风受到群众的赞扬，也给全县干部作出榜样。大家感到县委书记还能抽出身子下去蹲点，我们咋不能下？于是，带着三八作风下乡去，已成为襄垣干部的一种新风气。
“有多大能耐端多大碗”
我的母亲王荣峰生于1932年，母亲家与父亲家相隔七八公里，家境好于父亲家，所以聪颖的母亲能读书至高小毕业。但兄妹八人嗷嗷待哺也使外祖父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大姨和舅父夭折后，勤劳的母亲作为长女，里里外外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外祖母做了一件好看的小布衫奖励她。母亲欢天喜地，也羡煞尚且年幼的众姐妹。不料时隔不久，母亲上树捋榆钱时，因担心挂破新衣裳，便将其脱在树下。结果被人顺手牵了羊。多年后母亲笑说，挨了外祖母好一顿打！当然也不会再有新衣裳穿了。艰辛的童年锻炼了母亲，让她一辈子惜物节俭，从不肯浪费一针一线。
为父亲提亲的人上门时，十七岁的母亲正捧着中学录取通知书呜呜痛哭，外祖父和她商量，一个女娃娃，中学能不能不读了，家里负担太重。提亲人见状灵机一动，巧舌如簧，说二十五岁的父亲已经是区长了，又是独子，母亲过了门上个学还不是小菜一碟。母亲看到希望，立马允亲。外祖母说，迎亲时父亲牵着一匹高头大马，一直在院子里转悠，结果踩死一棵梨树。院里的另一棵果树后来长得枝繁叶茂、浓荫四蔽，成为度荒的好帮手。母亲后来屡屡笑说父亲骗婚，父亲总是笑而不语。
母亲有文化，早早入了党，先后在榆次、寿阳、襄垣、太原、吕梁等地税务、商业、财贸、邮电、司法等部门工作，随父亲四处为家。几十年让我们姊弟印象最深的就是隔三差五搬家。早年父亲工作调动频繁，好在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当，整理好几只白木书箱、几个衣被包袱就能上路。记得在长治时，我和姐姐初中毕业有一段空闲期，母亲便买来一大车煤和烧土，带我们天天和煤泥打煤糕。结果后来好多年，从长治到太原又到吕梁，搬家时总是半车杂物半车煤糕。
母亲手巧，我们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改一下染一下小的再穿。我们穿补丁衣服是常事。父亲官做大了，外衣尽量不补补丁，但领口破了翻领口，袖口破了换袖口也不稀罕。至于内衣、棉衣，父亲也少有没补丁的。父亲在襄垣县委书记任上时，棉衣袖口磨破了，棉花露出来，正好县委机关讨论职工救济，有人提议说，赵书记家人口多，孩子们还捡兰炭 （煤渣）呢，棉衣也补丁摞补丁，布都糟了，给赵书记救济一件棉衣吧。大家一致同意，悄悄给父亲报了个救济。父亲知道后很生气：县里有多少困难的同志需要救济，我袖口破了，补一下还能穿，还有没棉衣的同志呢。
母亲和父亲工作都很忙，我们姐弟四人都有奶妈，我和姐姐断奶后就上托儿所幼儿园，一直到上小学还在幼儿园住，白天去学校，晚上回幼儿园。我和姐姐稍大些，就不仅要顿顿从大灶上打饭回来照顾弟弟们吃，晚上还要监督弟弟们早早休息。1966年邢台地震，襄垣震感强烈，父母却不在家，夜半天摇地动，把姐姐吓个半死，我却睡得像死狗，任凭姐姐怎么摇都没摇醒。不久父亲在运动中落职，送县工程队监督劳动。母亲不离不弃，顶风冒雪天天为父亲送饭，直到监督解除。
我和长我一岁的姐姐在长治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姐姐入职长治惠丰机械厂，后来一直在长治工作到退休。我招工到太原一家宾馆做服务员，后来辗转许多行当，直到1982年考入山西电大中文系。取得专科学历后，我转行到新闻行业。两个弟弟都是十三四岁到部队当了小兵，后来一个从事餐饮业，一个在公安口直至退休。
父亲对我们常说的话是：有多大能耐端多大碗，不然给了你也端不住；好好工作，别嫌位置低，先想想自己能做得了什么事。母亲常说的话是：生活越简单越幸福，为人别怕吃苦、吃亏、吃力、吃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到报社工作后，写过一段时间的批评稿，不时有人上门送钱送礼想让我撤稿，我当然不会答应。父亲听说后很欣慰：这才像我的子弟！印象中这是父亲几十年唯一对我有夸赞意味的话。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