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红色印记·当年青春
纪廷梓 热血洒津门 英名镌并州
在天津这片热土上，曾留下许多三晋儿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以身殉国的英雄事迹。中共太原支部创建初期主要成员纪廷梓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位走出娘子关、走向中国革命大舞台的山西早期青年学生运动先驱、马列主义传播者与政治活动家。
信仰马列
纪廷梓 （1904-1931），字敬亭，又名纪文波，化名芝庭、纪秋蕉，1904年8月5日出生在太原县小店镇（今太原市小店区）西马道一户富裕人家。在太原县立高小读书时，纪廷梓即经历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他立志要考入省城的中学，决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7年，按照家乡习俗，13岁的纪廷梓与年长自己3岁的李文林完婚。
1921年7月，纪廷梓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入学后不久，他在晋华书社接触和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熏陶。
1922年9月新学年伊始，纪廷梓参加了省立一中学生驱逐封建顽固校长魏日靖的学潮，强烈要求政治活动自由，反对封建独裁。斗争持续了3个月后，阎锡山政权的教育主管部门为了分化瓦解一中学生的罢课阵营，强行将纪廷梓等部分进步学生转学到新建的私立进山中学。
转入进山中学后，纪廷梓被编入特设班。入校不久，他即显示出良好的组织能力，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拥戴，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会长和太原学联执委，并与第一师范转学至此的张丙生等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张丙生由太原团地委学生部主任张堉麟和刘守维介绍加入青年团后，随即于1923年9月初介绍19岁的纪廷梓加入团组织。
入团后，纪廷梓当选为进山中学团支部书记。在同年10月29日召开的太原团地委全体大会上，纪廷梓当选为团地委候补委员。为了打开进山中学学生运动的新局面，纪廷梓与支部其他成员一起，发起成立了进山中学进步学生团体——学余社，并很快成为省城各大中学校非常活跃的进步社团之一。
1924年4月27日，太原团地委改选执委会，纪廷梓当选为团地委执行委员，担任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5月17日，团地委重新改组时，又改任团地委学生运动部部长。
同年9月上旬，省城各大中学校开学不久，5月底成立的中共太原小组开始吸纳第一批党员。经过组织考察和党小组长李毓棠等的介绍，纪廷梓等被批准由团转党，成为太原党小组吸收的首批党员，候补期为半年。接着，在9月14日举行的团地委换届选举大会上，纪廷梓被推选为团地委秘书（书记）。入党后，他积极参加党的各项活动，引领青年团员宣传马列主义，抵制阎锡山的反动宣传，并使进山中学很快由阎锡山的重点学校变成了革命活动的基地。
在纪廷梓担任团地委秘书之初，在团地委组织部长潘恩溥、宣传部长张堉麟、学生部长傅懋恭、候补委员侯士敏等党员干部的大力支持下，纪廷梓大刀阔斧地对基层团组织进行整顿。一方面要求各支部迅速调查团员变动情况，澄清人数，对一些长期不参加团的活动、不参加团地委组织的群众运动、思想落后的不合格团员，坚决予以清除；另一方面加紧培养和吸收那些思想进步、积极靠近团组织、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踊跃参加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优秀青年入团，使团的基层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很快扭转了过去数月间团员人数无增且减、工作停滞不前的局面，使得团地委加上汾阳和榆次两个外埠团支部在内的基层支部总数达到14个，团员数量达61人，成为太原地方团组织自创建以来的最好时期。同时，团地委还改组了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使之大大增加了进步的色彩和革命的成份。在新的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多数。
根据本地区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共合作形势的需要，太原团地委将工作重点转向了工人运动。不仅将太原地区青年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团，还将工作范围拓展到晋中最大的企业——晋华纺纱厂。先后在晋华纱厂、太原兵工厂、山西公报馆印刷厂等工厂创建了团支部，使工厂团支部数量由4个增至7个。
通过多次与省城各工厂工人代表座谈讲座和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并经过太原党小组张叔平、潘恩溥及进山中学青年团员教师何雁秋等具体指导，1925年元旦，纪廷梓在文庙省公立图书馆主持召开了山西工人联合会筹备大会，太原制革、印刷、鞋匠、织布、兵工等15个行业和工厂的百余名工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讨论了工人联合会简章，并推出代表组成山西工人联合会临时委员会。这是山西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工人（工会）组织。
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推介力度，纪廷梓及太原党小组带领团地委及全体团员，利用晋华书社、各学生团支部及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辩论会和政治学会、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平民中学研究学会、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山西省和太原市学联等进步社团，广泛开展宣传工作，组织党团员办好《非基督教大同盟特刊》、《太原民权周刊》、《青年》半月刊、《一中学生会》半月刊、《新华报》、《新民日报》等进步报刊。纪廷梓还带头撰稿和主编了10多期《新民日报》副刊，与党小组成员张堉麟等共同主编了太原《非基督教大同盟特刊》，公开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宗教外衣，大搞文化侵略，愚弄中国百姓和麻痹中国青年意志的险恶用心。课余时间，他还深入到太原职业学校开辟青年团工作，宣传革命理论，推荐进步书刊，并帮助该校进步学生成立了职业合作社。
为支持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纪廷梓还与太原党小组先后筹备成立了太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山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委员会。这是太原地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大大推动了国共在山西地区的初步合作。作为国民会议促成会事务股长，他与傅懋恭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和干扰，促成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省代表大会在太原的顺利召开。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了山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并通过了促成会简章。此时，太原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均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山西地方组织。在文庙召开的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国民党左派在内的全体国民党员大会上，纪廷梓与傅懋恭等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等大搞国共分裂、企图单独恢复国民党右派为主的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的图谋，维护了国共两党在山西的合作大局。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纪廷梓代表山西地方团组织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以《太原青年校报告》为题，系统而详尽地向团中央汇报了太原地方团组织近两年来在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宣传工作等方面的情况。由沪返晋前，他将父亲托其购买煤油汽灯等家用物品的钱，为党、团组织购买了大量进步书刊。回到太原不久，根据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关于3名党员即可成立支部的规定，纪廷梓与中共太原小组负责人一起组建了中共太原支部，并担任支部干事会委员。3月中旬，纪廷梓半年任期届满后，改任新一届团地委组织部部长。
1925年春，阎锡山在全省广大农村开征房屋估价税，给全省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纪廷梓与傅懋恭、潘恩溥等及时分析判断形势，决定掀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抗税运动。5月18日清晨，22所大中学校的8000多名学生与数千名工人和市民群众，整队到省议会和督军府门前示威，并封了省议会大门。纪廷梓与傅懋恭、潘恩溥、彭兆泰等学生代表获准进入督军府向阎锡山直接交涉、请愿。等候在门外的游行队伍与警察和卫士及紧急调集的步兵第7团对峙达数小时。阎锡山被迫写下取消房税的手令，并派官员当众宣布。这是太原地方党、团组织自成立以来，秘密领导群众斗争取得的首次完全胜利。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纪廷梓与傅懋恭、王瀛等以省、市学联执委名义，积极组织和引导省城各界群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大行动。6月6日，他参与组织成立了由省城商会、学联、报业等各界30余个团体参加的太原市民为英、日惨杀上海学生案后援会，被推举为宣传股负责人。6月30日，他与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张叔平一起编辑出版了《铁血周报》。7月23日，他出席了沪案后援会在文庙三立阁召开的第7次常委会议，会议改沪案后援会为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并重订章程。纪廷梓与傅懋恭及国民党代表苗培成一起被推举为雪耻会简章起草人。
8月11日，太原党支部与团地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党、团组织联合办公，团地委任期临时改为一个月。已经结束了进山中学4年初中学业的纪廷梓，在新一届团地委中担任学生运动部长。此时，按照上级党、团组织的指示精神，太原党、团组织负责人开始使用化名，纪廷梓化名纪秋蕉、芝庭，除担负共青团的工作外，还全面负责党支部的工作。9月11日，团地委重新改选时，他又改任团地委组织与训练部长。
驰骋京津
1925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四届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要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会后，北方区委在北京秘密开办了北方区委党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北方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纪廷梓有幸代表山西与北方各地选派的60多名学员参加了区委党校组织的学习。
3个月的党校学习圆满结束后，各地学员被北方区委直接分配到北京昌平（北）京绥（远）铁路南口机车车辆工厂开展工人运动。纪廷梓在南口大厂京绥铁路机车车辆工厂工人中开展工运和党、团工作，负责京绥铁路总工会南口分会的工作，担任中共南口特别支部书记兼共青团南口支部书记，并编辑刻印南口分工会和南口党的机关刊物《南口工人》。
纪廷梓主持南口党和团的工作后，十分注重广泛宣传和教育群众，积极组织工人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曾组织2000多名南口工人群众参加反帝反奉系军阀，以及反直系军阀段祺瑞的游行示威，还曾组织工人开展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活动和反帝与反日讨张（作霖）的宣传演讲、追悼倒戈反日而遭日军杀害的奉军将领郭松龄的活动，使得工人群众及其附近的学生和青年农民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其中的优秀分子陆续被吸收为党、团员。
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南口特别党支部基础上，组建中共南口地方执行委员会，由纪廷梓任首任书记。南口地委下设7个党支部，共有41名党员。与此同时，共青团北方区委决定在共青团南口支部基础上，成立共青团南口特别支部干事会，由纪廷梓兼任书记。共青团南口特支下设3个团支部，团员发展到15人。这一阶段成为南口党、团组织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正当南口党和团的工作及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与奉、直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位于北京北部的南口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史称南口大战）。这场战争给中共南口地方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纪廷梓“因战争原因”被迫离开南口，奉命到天津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工作。
纪廷梓离开南口后，南口地委于同年夏被中共北方区委撤销，并重新改为南口特支。
血洒津门
1928年后，纪廷梓先后在中共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等党的领导机关，从事刻蜡板和印刷等技术工作和秘密工作，并担任顺直省委巡视员、直（隶）南党的负责人 （一说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天津某报社职员。
为便于长期隐蔽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1928年9月，顺直省委决定调派曾在天津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和天津革命互济会工作的山西籍妇女党员王凤兰，到省委机关协助纪廷梓搞刻印工作，并以“夫妻”的名义，掩护党的地下印刷机关的安全。不久，党组织决定二人结为革命夫妻。
纪廷梓经常为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撰写文稿，抨击时弊，揭示资产阶级极端腐朽的生活方式，披露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生活状况。与此同时，他长期担负党内文件及通告的秘密刻印等技术工作。1928年12月中旬至1929年1月，他出席和参加了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赴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指导北方党的工作而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和联席会议，不仅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拥护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出的改组顺直省委的决定，而且还亲手将周恩来关于 《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一文，刻印并发表在省委机关刊物《出路》第二期，这对于基层党员干部及时正确认识顺直省委内部所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他负责刻印的《出路》，促进了顺直各级党组织一度时期以来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等问题的解决。此外，他还负责革命互济会的工作，设法募捐款项，营救被捕同志，掩护地下党组织，支援救济失业工人，使羁押狱中的“政治犯”和殉难烈士家属及失业工人，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
在京津地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尤其是经党组织安排在天津建立革命家庭后，纪廷梓回太原探亲的机会更少了。1930年底，最后一次探亲离开小店时，他将随身佩戴的一块怀表等物品，亲手交给发妻李文林保管和使用。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怀表等物品也成了纪家永久的纪念。
1931年1月21日，因叛徒告密，顺直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一批党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捕，纪廷梓也未能幸免。敌人通过叛徒确定纪廷梓为掌握顺直和天津党组织领导机关人员住址、职务及全市党员分布情况等核心机密的“要犯”，试图动用各种酷刑来“撬开”纪廷梓的嘴。面对酷刑，纪廷梓始终坚如磐石、视死如归，纵然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也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敌人黔驴技穷，只好使出让叛徒出面对质的招数。对此，纪廷梓早有心理准备，仍镇定自若，面不改色，并义正词严地痛斥叛徒出卖灵魂、出卖组织、出卖革命同志的无耻行径。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党的任何机密。敌人未达目的，便将他打入一间阴暗潮湿、密不透气的牢房长期羁押。
在狱中，纪廷梓每天都得带上沉重的脚镣劳动10多个小时，而每顿饭只能吃到一小块发霉的玉米面窝窝头和少许咸菜，晚上只能戴镣和衣躺在阴森冰冷的地上，同时还要不定期地被审讯和受刑。1931年夏天，牢房里多数人患了伤寒病，纪廷梓也不幸感染了病毒，但不致于危及生命。然而，敌人却在8月的一天深夜，以“出狱治疗”为由，将纪廷梓拖出牢房，秘密杀害。
王凤兰得知纪廷梓牺牲的消息后，万分悲恸，第二天便与表弟周辛勤一起到天津西门外的乱坟场，收殓丈夫的遗体，但始终没有找到。之后，王凤兰专程回太原将纪廷梓遇害的消息告知丈夫的家人，并将丈夫的遗孤交与公婆及李文林抚养，以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继续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为纪念自己的革命伴侣，王凤兰特意将名字改为纪云。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50年4月2日追认纪廷梓为革命烈士，并于4月12日向烈士的原配夫人李文林颁发了“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20世纪80年代，纪廷梓的次女纪秉卿将母亲保存多年的父亲生前用过的怀表等物品，捐赠给了太原双塔革命烈士陵园，供后人观瞻。纪廷梓烈士的英雄事迹，已经成为其母校进山中学及省城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本报综合
信仰马列
纪廷梓 （1904-1931），字敬亭，又名纪文波，化名芝庭、纪秋蕉，1904年8月5日出生在太原县小店镇（今太原市小店区）西马道一户富裕人家。在太原县立高小读书时，纪廷梓即经历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他立志要考入省城的中学，决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7年，按照家乡习俗，13岁的纪廷梓与年长自己3岁的李文林完婚。
1921年7月，纪廷梓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入学后不久，他在晋华书社接触和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熏陶。
1922年9月新学年伊始，纪廷梓参加了省立一中学生驱逐封建顽固校长魏日靖的学潮，强烈要求政治活动自由，反对封建独裁。斗争持续了3个月后，阎锡山政权的教育主管部门为了分化瓦解一中学生的罢课阵营，强行将纪廷梓等部分进步学生转学到新建的私立进山中学。
转入进山中学后，纪廷梓被编入特设班。入校不久，他即显示出良好的组织能力，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拥戴，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会长和太原学联执委，并与第一师范转学至此的张丙生等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张丙生由太原团地委学生部主任张堉麟和刘守维介绍加入青年团后，随即于1923年9月初介绍19岁的纪廷梓加入团组织。
入团后，纪廷梓当选为进山中学团支部书记。在同年10月29日召开的太原团地委全体大会上，纪廷梓当选为团地委候补委员。为了打开进山中学学生运动的新局面，纪廷梓与支部其他成员一起，发起成立了进山中学进步学生团体——学余社，并很快成为省城各大中学校非常活跃的进步社团之一。
1924年4月27日，太原团地委改选执委会，纪廷梓当选为团地委执行委员，担任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5月17日，团地委重新改组时，又改任团地委学生运动部部长。
同年9月上旬，省城各大中学校开学不久，5月底成立的中共太原小组开始吸纳第一批党员。经过组织考察和党小组长李毓棠等的介绍，纪廷梓等被批准由团转党，成为太原党小组吸收的首批党员，候补期为半年。接着，在9月14日举行的团地委换届选举大会上，纪廷梓被推选为团地委秘书（书记）。入党后，他积极参加党的各项活动，引领青年团员宣传马列主义，抵制阎锡山的反动宣传，并使进山中学很快由阎锡山的重点学校变成了革命活动的基地。
在纪廷梓担任团地委秘书之初，在团地委组织部长潘恩溥、宣传部长张堉麟、学生部长傅懋恭、候补委员侯士敏等党员干部的大力支持下，纪廷梓大刀阔斧地对基层团组织进行整顿。一方面要求各支部迅速调查团员变动情况，澄清人数，对一些长期不参加团的活动、不参加团地委组织的群众运动、思想落后的不合格团员，坚决予以清除；另一方面加紧培养和吸收那些思想进步、积极靠近团组织、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踊跃参加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优秀青年入团，使团的基层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很快扭转了过去数月间团员人数无增且减、工作停滞不前的局面，使得团地委加上汾阳和榆次两个外埠团支部在内的基层支部总数达到14个，团员数量达61人，成为太原地方团组织自创建以来的最好时期。同时，团地委还改组了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使之大大增加了进步的色彩和革命的成份。在新的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多数。
根据本地区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共合作形势的需要，太原团地委将工作重点转向了工人运动。不仅将太原地区青年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团，还将工作范围拓展到晋中最大的企业——晋华纺纱厂。先后在晋华纱厂、太原兵工厂、山西公报馆印刷厂等工厂创建了团支部，使工厂团支部数量由4个增至7个。
通过多次与省城各工厂工人代表座谈讲座和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并经过太原党小组张叔平、潘恩溥及进山中学青年团员教师何雁秋等具体指导，1925年元旦，纪廷梓在文庙省公立图书馆主持召开了山西工人联合会筹备大会，太原制革、印刷、鞋匠、织布、兵工等15个行业和工厂的百余名工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讨论了工人联合会简章，并推出代表组成山西工人联合会临时委员会。这是山西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工人（工会）组织。
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推介力度，纪廷梓及太原党小组带领团地委及全体团员，利用晋华书社、各学生团支部及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辩论会和政治学会、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平民中学研究学会、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山西省和太原市学联等进步社团，广泛开展宣传工作，组织党团员办好《非基督教大同盟特刊》、《太原民权周刊》、《青年》半月刊、《一中学生会》半月刊、《新华报》、《新民日报》等进步报刊。纪廷梓还带头撰稿和主编了10多期《新民日报》副刊，与党小组成员张堉麟等共同主编了太原《非基督教大同盟特刊》，公开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宗教外衣，大搞文化侵略，愚弄中国百姓和麻痹中国青年意志的险恶用心。课余时间，他还深入到太原职业学校开辟青年团工作，宣传革命理论，推荐进步书刊，并帮助该校进步学生成立了职业合作社。
为支持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纪廷梓还与太原党小组先后筹备成立了太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山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委员会。这是太原地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大大推动了国共在山西地区的初步合作。作为国民会议促成会事务股长，他与傅懋恭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和干扰，促成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省代表大会在太原的顺利召开。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了山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并通过了促成会简章。此时，太原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均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山西地方组织。在文庙召开的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国民党左派在内的全体国民党员大会上，纪廷梓与傅懋恭等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等大搞国共分裂、企图单独恢复国民党右派为主的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的图谋，维护了国共两党在山西的合作大局。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纪廷梓代表山西地方团组织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以《太原青年校报告》为题，系统而详尽地向团中央汇报了太原地方团组织近两年来在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宣传工作等方面的情况。由沪返晋前，他将父亲托其购买煤油汽灯等家用物品的钱，为党、团组织购买了大量进步书刊。回到太原不久，根据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关于3名党员即可成立支部的规定，纪廷梓与中共太原小组负责人一起组建了中共太原支部，并担任支部干事会委员。3月中旬，纪廷梓半年任期届满后，改任新一届团地委组织部部长。
1925年春，阎锡山在全省广大农村开征房屋估价税，给全省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纪廷梓与傅懋恭、潘恩溥等及时分析判断形势，决定掀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抗税运动。5月18日清晨，22所大中学校的8000多名学生与数千名工人和市民群众，整队到省议会和督军府门前示威，并封了省议会大门。纪廷梓与傅懋恭、潘恩溥、彭兆泰等学生代表获准进入督军府向阎锡山直接交涉、请愿。等候在门外的游行队伍与警察和卫士及紧急调集的步兵第7团对峙达数小时。阎锡山被迫写下取消房税的手令，并派官员当众宣布。这是太原地方党、团组织自成立以来，秘密领导群众斗争取得的首次完全胜利。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纪廷梓与傅懋恭、王瀛等以省、市学联执委名义，积极组织和引导省城各界群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大行动。6月6日，他参与组织成立了由省城商会、学联、报业等各界30余个团体参加的太原市民为英、日惨杀上海学生案后援会，被推举为宣传股负责人。6月30日，他与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张叔平一起编辑出版了《铁血周报》。7月23日，他出席了沪案后援会在文庙三立阁召开的第7次常委会议，会议改沪案后援会为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并重订章程。纪廷梓与傅懋恭及国民党代表苗培成一起被推举为雪耻会简章起草人。
8月11日，太原党支部与团地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党、团组织联合办公，团地委任期临时改为一个月。已经结束了进山中学4年初中学业的纪廷梓，在新一届团地委中担任学生运动部长。此时，按照上级党、团组织的指示精神，太原党、团组织负责人开始使用化名，纪廷梓化名纪秋蕉、芝庭，除担负共青团的工作外，还全面负责党支部的工作。9月11日，团地委重新改选时，他又改任团地委组织与训练部长。
驰骋京津
1925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四届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要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会后，北方区委在北京秘密开办了北方区委党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北方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纪廷梓有幸代表山西与北方各地选派的60多名学员参加了区委党校组织的学习。
3个月的党校学习圆满结束后，各地学员被北方区委直接分配到北京昌平（北）京绥（远）铁路南口机车车辆工厂开展工人运动。纪廷梓在南口大厂京绥铁路机车车辆工厂工人中开展工运和党、团工作，负责京绥铁路总工会南口分会的工作，担任中共南口特别支部书记兼共青团南口支部书记，并编辑刻印南口分工会和南口党的机关刊物《南口工人》。
纪廷梓主持南口党和团的工作后，十分注重广泛宣传和教育群众，积极组织工人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曾组织2000多名南口工人群众参加反帝反奉系军阀，以及反直系军阀段祺瑞的游行示威，还曾组织工人开展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活动和反帝与反日讨张（作霖）的宣传演讲、追悼倒戈反日而遭日军杀害的奉军将领郭松龄的活动，使得工人群众及其附近的学生和青年农民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其中的优秀分子陆续被吸收为党、团员。
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南口特别党支部基础上，组建中共南口地方执行委员会，由纪廷梓任首任书记。南口地委下设7个党支部，共有41名党员。与此同时，共青团北方区委决定在共青团南口支部基础上，成立共青团南口特别支部干事会，由纪廷梓兼任书记。共青团南口特支下设3个团支部，团员发展到15人。这一阶段成为南口党、团组织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正当南口党和团的工作及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与奉、直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位于北京北部的南口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史称南口大战）。这场战争给中共南口地方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纪廷梓“因战争原因”被迫离开南口，奉命到天津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工作。
纪廷梓离开南口后，南口地委于同年夏被中共北方区委撤销，并重新改为南口特支。
血洒津门
1928年后，纪廷梓先后在中共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等党的领导机关，从事刻蜡板和印刷等技术工作和秘密工作，并担任顺直省委巡视员、直（隶）南党的负责人 （一说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天津某报社职员。
为便于长期隐蔽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1928年9月，顺直省委决定调派曾在天津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和天津革命互济会工作的山西籍妇女党员王凤兰，到省委机关协助纪廷梓搞刻印工作，并以“夫妻”的名义，掩护党的地下印刷机关的安全。不久，党组织决定二人结为革命夫妻。
纪廷梓经常为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撰写文稿，抨击时弊，揭示资产阶级极端腐朽的生活方式，披露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生活状况。与此同时，他长期担负党内文件及通告的秘密刻印等技术工作。1928年12月中旬至1929年1月，他出席和参加了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赴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指导北方党的工作而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和联席会议，不仅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拥护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出的改组顺直省委的决定，而且还亲手将周恩来关于 《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一文，刻印并发表在省委机关刊物《出路》第二期，这对于基层党员干部及时正确认识顺直省委内部所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他负责刻印的《出路》，促进了顺直各级党组织一度时期以来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等问题的解决。此外，他还负责革命互济会的工作，设法募捐款项，营救被捕同志，掩护地下党组织，支援救济失业工人，使羁押狱中的“政治犯”和殉难烈士家属及失业工人，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
在京津地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尤其是经党组织安排在天津建立革命家庭后，纪廷梓回太原探亲的机会更少了。1930年底，最后一次探亲离开小店时，他将随身佩戴的一块怀表等物品，亲手交给发妻李文林保管和使用。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怀表等物品也成了纪家永久的纪念。
1931年1月21日，因叛徒告密，顺直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一批党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捕，纪廷梓也未能幸免。敌人通过叛徒确定纪廷梓为掌握顺直和天津党组织领导机关人员住址、职务及全市党员分布情况等核心机密的“要犯”，试图动用各种酷刑来“撬开”纪廷梓的嘴。面对酷刑，纪廷梓始终坚如磐石、视死如归，纵然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也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敌人黔驴技穷，只好使出让叛徒出面对质的招数。对此，纪廷梓早有心理准备，仍镇定自若，面不改色，并义正词严地痛斥叛徒出卖灵魂、出卖组织、出卖革命同志的无耻行径。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党的任何机密。敌人未达目的，便将他打入一间阴暗潮湿、密不透气的牢房长期羁押。
在狱中，纪廷梓每天都得带上沉重的脚镣劳动10多个小时，而每顿饭只能吃到一小块发霉的玉米面窝窝头和少许咸菜，晚上只能戴镣和衣躺在阴森冰冷的地上，同时还要不定期地被审讯和受刑。1931年夏天，牢房里多数人患了伤寒病，纪廷梓也不幸感染了病毒，但不致于危及生命。然而，敌人却在8月的一天深夜，以“出狱治疗”为由，将纪廷梓拖出牢房，秘密杀害。
王凤兰得知纪廷梓牺牲的消息后，万分悲恸，第二天便与表弟周辛勤一起到天津西门外的乱坟场，收殓丈夫的遗体，但始终没有找到。之后，王凤兰专程回太原将纪廷梓遇害的消息告知丈夫的家人，并将丈夫的遗孤交与公婆及李文林抚养，以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继续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为纪念自己的革命伴侣，王凤兰特意将名字改为纪云。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50年4月2日追认纪廷梓为革命烈士，并于4月12日向烈士的原配夫人李文林颁发了“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20世纪80年代，纪廷梓的次女纪秉卿将母亲保存多年的父亲生前用过的怀表等物品，捐赠给了太原双塔革命烈士陵园，供后人观瞻。纪廷梓烈士的英雄事迹，已经成为其母校进山中学及省城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本报综合